场景、规制与表征建构:文化批判视野下短视频的传播逻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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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强;袁晓薇

【摘 要】短视频日益成为当下年轻人进行个性表达与价值诠释的新方式,无数个体的“创作”和接力传播演绎出了一个多元文化相互辉映的流动空间,呈现出了无奇不有、鱼龙混杂的短视频生态图景,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化形式,具有非常强的价值不明,良莠不齐,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价值属性的模糊性以及碎片化、场景化、奇观化的外在表征,本文将从视觉场景消费、技术规制与表达形态三个方面探究短视频快速兴起的内在机理,同时结合文化批判理论对其传播逻辑进行解析,以此形成对于短视频行业的多角度审视和学理化批判. 【期刊名称】《皖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9(035)004 【总页数】6页(P141-146)

【关键词】短视频;技术规制;移动场景;传播逻辑 【作 者】刘国强;袁晓薇

【作者单位】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00;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2

一、移动时代的新文化场景消费：短视频的泛娱乐性和快感体验

文化曾经常常被理解为思想、价值观念等精神性的存在，文化事物也常常被当作先验/超越的表达(transcendental representations),它是与日常生活习俗、婚丧嫁娶相对立的领域，是超现实的去处，文化圈层也具有一定的层级性、性和自律性，然而，在势不可挡的娱乐化成为消费社会的主旋律之后，尤其是互联网崛起之后，娱乐化已然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一抹浓墨重彩的底色，正如法国社会学新“实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吕克.博尔坦斯基所言，“网络生活增强的流动性，压缩了社会资源、集体借以建设和维持对可供选择的价值资源就减少了。”环顾当下的网络文化空间，“大多数的文本内容都是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眩晕的视听空间，这些文本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1](P15)泛娱乐化和快感体验成为了当下互联网时代新的文化消费场景，这种倾向在短视频空间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一个又一个瞬间被改编成一个故事、一段景观或者一种情绪。在此过程中,主题、深度、意义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图像的炫目、话语的刺激、快感的消费。在最大化的屏蔽文本所指的同时，能指陷入了狂欢，一切都倾向符码化，“对于表层的关注越来越彰显，意义被炫示为一种有意为之的表层现象，(詹姆逊称之为“衰减效应”或无深度性)”[2](P4)这种文化消费心态一旦与经济利益和商业操作产生交汇点，必然就会不断的无的挖掘受众已经苏醒的沉睡欲望和对快感的热情，这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网络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系统中，是资本、商业和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审美的逻辑起关键作用。

尼尔.波茨曼在其所著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3](P11)如果将数量庞大内容复杂的短视频文本视作一个多纬度、多层面、立体可变、异质的表意

系统，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视觉多样性可以为文化生活生产多样的视角话语和理解。短视频的兴起也带来了某些新话语、新观念、新的表达形式的培育和创新，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看似纷繁复杂、内容之间没有所谓的求同的公约数，但是仔细审视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内容均是在试图展示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新奇的一面，即使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也一定会以一种新的包装形式展现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刻意追求自身与扮演角色之间的差异化、有意通过行为方式挑战人们的惯常思维扭转认知倾向，放大这种反差效应则是短视频内容的特质所在，另一方面，大多数的短视频内容拍摄遵循纪实化表现风格的原生态展现，这种带有生活气息的真实场景赋予短视频场景以一种真实的在场感，真实性的身份塑造出的“超真实”角色形象更是将真实与虚构之间进行了重置，这种重置也构成了奇观化的另一种特质，因此短视频的内容表达样态可以概括为身份重置下的行为异化、真实情境中另类表达、价值追求的反常演绎和意义片段的放大。 二、技术规制：内容形态和传播方式的双重制约

(一)内容形态：碎片化与新奇感是短视频与生俱来的基因特质

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指出，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短视频不仅是“一种图像文化、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还是一种高科技文化。”[4]短视频的强势登场离不开技术基础设备和移动互联网的双重助推，手机终端的智能化、拍摄规格高清化、剪辑包装即时化等功能的完备，完成了手机从通信工具到创作平台的蜕变，3G/4G网络的高速率传输、流量资费的下调、WIFI热点的无所不在的覆盖搭建起了高效稳定的传播网络，智能终端和高速网络的“点线结合”使得移动互联网的版图逐渐清晰起来，并且转身成为内容创作、集聚、分发、传播的平台，随拍随传、随看随评的即时互动效应最大化地满足了碎片化时空中的即时沟通需求，“移动终端把一切碎片时间都利用了起来，但它也把一切时间都变成了碎片时间。”[5]

短视频允许用户利用移动终端设备(手机占据主流)拍摄时间较短(一般在30秒内)的视频，运用自有的剪辑、美化特效功能提升视频的观感愉悦性。同时，通过移动互联网络快速分享至短视频App平台与其他社交平台，一种以平台和社交圈为传播载体、以短视频作为内容传播形态、以视听语言(声画结合)作为传播语言的融合了视频的直观性感知和趣味分享的新传播机制正在形成。可以说“移动短视频社交应用的出现，为移动互联网用户提供了一种集生产与共享于一体，融画面与声音为一身的新的传播语言。”[6]

尼尔.波茨曼认为当技术使用了象征性符号，或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架构下找到位置，它就成为了一种媒介。短视频之所以可以成为移动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宠儿”，一方面是对人们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尊重和迎合，另一方面也因为具备了“高附加值”的社交属性获得了更大的传播自由度，毕竟“需求形塑了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及我们作用于世界的方式。”[7](P68)除了最贴近用户需求之外，与自身具有的几个鲜明技术属性也有一定关系，首先，内容形态是典型的短平快，不求文本表达的完整性，而以关键性、新鲜性、趣味性凸显其自身的传播价值，其次，从表达旨趣上不追求话语的实际意义，而是侧重于表达本身带来的愉悦感，因此，拒绝深度、客观、理性，排斥崇高、意义和内涵的后现代范式的价值追求成为一种新的时尚，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书写范式，所追求的崭新的、平面式的、无深度感的表达效果正好与视觉奇观所“注重对于视听等感官欲望的开发与满足”[8](P26)一拍即合。最后，从传播机制上说，短视频体现出对于社交媒体渠道的高度依赖性，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封面传媒董事长兼CEO认为一方面短视频为社交媒体贡献了更丰富、更具创意的原创内容和更强大的用户黏性，对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有效的补充。另一方面社交平台为短视频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渠道，让优质的内容更容易被挖掘和传播。某种意义上说，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合二为一不仅仅是两者的优势互补，也为短视频传播提供了更加稳定的传播空间与流通渠道。基于上述分

析不难发现，短视频从诞生之初就具有非常鲜明的技术特性和产品规格。技术主导下的短视频因为短小，必然以精悍为追求目标，在内容形态上必然以“吸睛”为价值导向，以感官消费和视觉体验的满足为终极目标。 (二)传播方式：流量与算法规则下的精准分发与信息茧房效应

2016年起，短视频迎来了高速增长的爆发期，在技术、资本、流量、用户、平台等多方力量多管齐下不断做大行业生态体系的背景下，新内容、新规则、新玩法不断涌现，然而无论短视频内容形态如何升级、丰富与创新，行业发展幕后的“潜规则”却无时无刻不在左右业界的重心偏向何方，这个潜规则就是“得用户者得天下，得流量者成老大”，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短视频作为一个新兴的内容消费市场，用户分配到每个内容形态的时间将决定该内容形态的变现能力，换句话说，受众的注意力就是短视频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移动互联网成功地将用户无时无刻不置身于信息消费场景中，人们的注意力分散而有极其稀缺。由此，决定了为了最大化的吸引受众关注、并且尽可能多的时间停留与社交化分享，短视频需要不断的充实自身的内容文本的吸引力，只有这样才可能让自身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洼地，赢得更多的商业模式上的想象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短视频将具“有简明、直观、生动、有趣、轻松等特质,易于表达, 易于集中注意力，易于病毒式传播,”[9]2018年7月，新华视点官微发布微评《短视频平台被查：流量至上无下限，当罚！》直指内涵福利社等19家短视频应用存在着标题耸人听闻、内容低俗不堪、管理形同虚设的问题。在类似事件不断被曝光的背景下，流量和用户的抢夺所派生出的行业竞争规则和生存逻辑应该给予更多的理性批评。

短视频是一种高度复合化的信息流产品，通过内容吸引构建流量洼地只是新游戏规则的一面，如何通过日趋成熟的算法和推荐建立起对于用户需求的满足机制，由此形成对于个体需求的“私人订制”式的个性化“投食”，这又是短视频作为技术流产品的属性体现，算法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短视频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它

将用户的海量需求与创作者的海量内容之间进行了精确匹配和对接，它既完成了对海量内容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有效适配，也进一步盘活了隐没的、利基的、良莠不齐的内容存量的新生命力，一方面平台的流量洼地汇流了内容的汪洋，另一方面则通过算法和推荐机制将内容的汪洋分流，向消费-接收端的私人化、鲜明的、性的需求进行配送和疏导，从而在一个闭环的产销结构中完成了内容的自产自销和平台运作逻辑的建构。短视频平台中所通行的算法和推荐的技术法则是对既有的信息推荐模式的解构，它的算法机制倾向于个体需求满足的目标达成，以此为基础，实现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传播范式的重塑，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以人为本”导向的需求满足的技术伦理观，不可避免地会主导推荐内容属性的单一性和重复性，“它的直接后果是对于人们必需的那些非直接兴趣和需要“有意注意”所关注的信息的忽略所导致的“信息茧房”问题，”[10]此外，“你关心的才是头条”效应显现，即“汝之毒药，我之甘饴”“意味着你觉得不感兴趣甚至是垃圾的信息，对于我可能极有价值。于是，信息价值不再有统一的标准，不再有绝对的高低之分。”[10]既有的评价机制和审核标准被，原有的审美价值的引导和约束力量被淡化，由此技术形构了一个无规制、无导向、无标准的 自娱自乐的法外空间和娱乐天堂。这也印证了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技术观“技术本身非善非恶亦非中性，它只取决于我们如何应用”。例如某些“草根群体”其创作内容因为具有某种稀缺性和差异化审美特质而被视为一种“奇观”，这种奇观在满足了平台用户的猎奇和窥视心理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度的同时，又因为算法机制的筛选和推送机制而形成一种示范效应，越来越多的跟风效仿促成了简单粗暴、肤浅低俗的风气愈演愈烈，由此一种恶性循环的链条开始产生。例如曾经风靡短视频的“喊麦”“社会摇”等低俗形式就成了算法机制的受益者，低俗化不再是大雅之堂里被公开抨击的丑陋与庸俗的象征，转而在短视频的秀场舞台上摇身一变成为被观摩、效仿、追逐的对象。

三、视觉表征：奇观化样态和拟剧效应

作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戈夫曼在其所著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中曾经运用戏剧透视法的符号互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鲜明的理论观点“拟剧论”，即社会和人生犹如剧场，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的互动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表演，每一个人作为剧场舞台上的表演者都会关心如何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塑造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形象。他以拟剧论的视角研究社会内部的互动与交往形式，强调自我呈现与印象整饰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个人为了达成好的效果，即“使表演与它所处的社会的理解和期望相符合”[11](P114)会自然地将个体行为分为“前台/后台”两个维度，所谓前台行为即是有助于塑造良好形象，有意强调、刻意呈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意图性和主观操控性，后台行为则是隐匿的、不可见的、刻意去抑制和忽视的内容。而对于这两种行为的管理，戈夫曼用“给予”(give)和“流露”(give off)的方式进行概括，给予是主动性表演，流露则是无意间的呈现。短视频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网络在场”的表演，创作者和观众可以借由作品的浏览和评论、转发等互动行为，而形成共同在场的亲密性幻觉，尤其是直播+短视频的形式让散落各方的传播主体经直播镜头获得了时空维度和心理维度的同在性。它兼具私密的人际互动亲切感和共同在场的仪式感，极易形成“自成一体的实在”效应。这种良好的沟通情境可以视作一种互动双方的信息控制与意义传播的表演，其目的是为了让人相信其本质、真实和特有的品性。

詹姆逊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寓言在“主体性”的同时，却又拥有“重塑主体性”的力量[12]，短视频具有很强的不受时空的开放共享性和视觉感受性特征，由此赋予了“沉默的大多数”新的表达形式，这种自我展示可以转化为一种与粉丝的私密的临场互动效应，从而获得极大的“众人瞩目”的满足感，并且以此形成社群互动关系和文化身份认同。用户成了一个多重逻辑范式的链接点和聚合场，表面上短视频赋予了人们通过体验狂欢，相互凝视，获得精神和心理上满足的

权利，实际上则是在进一步唤起人的本能欲望的同时，用技术逻辑完成对于人的需求的迎合和无止境的放大，用商业的逻辑和利益机制驱动低俗文化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成为公众的一种无意识。

四、文化批判视野下的短视频传播逻辑再审视 (一)公共价值的缺失导致新兴媒介文化的“娱乐至死”

作为当代媒体文化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倡媒体文化的观察、评价与分析应该遵循多视角、宽领域、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法，“媒体/文化研究应该将它的对象置于文本背景中，置于社会经济学和政治权力(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进行分析，分析具体对象的文化表征，探讨文化表征拥有的不同维度，包括等级、性别、种族等多种因素”[6]。对于短视频的评价应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向度来把握其独特性，共时的角度即是横向对比的“面”的维度，首先，与现有的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等传统网络文化形式比较，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化形式，具有非常强的“价值不明,良莠不齐,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价值属性的模糊性以及碎片化、场景化、奇观化的外在表征。一方面它与网络文化自身特有的随心所欲、消解权威、逃避规制的“自由精神”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以嬉戏的、凌乱的、无逻辑的后现代表达方式，表征着网络文化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内涵上的进一步浅薄化和庸俗化，其次，历时性的角度即是时空演变的历史维度或者说媒介演化的路径维度，马克.波斯特的“媒介时代论”曾经概括第一媒介时代是人在“媒介外”，人受媒介的影响，第二媒介时代是人在“媒介内”，人与媒介相互影响，第三媒介时代即是人与媒介的合二为一，短视频恰恰就是一种非常标准的人与媒介合一的形式，它除了满足了人即时表达、影像呈现、社交互动的需求外，还以无时无刻与无所不在的时空上的“零制约性”实现了个人“创作”欲望的最大化满足。

但是另一方面，在缺少自律和价值引导的自由空间中，一味地享受轻盈松弛、酣畅欢快，远离责任、意义和价值精神，这本身也是对人类所共享规范、价值和世界观

的破坏。低俗化可以理解为用价值颠倒、焦点模糊、规范瓦解、混淆现实等修辞手法来消解维持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恒定的常规、秩序。不再将文化视作一个日积月累的、开放式的批判和修正经验简介的求知过程，而是将日常生活体验等同于意义生产、理解阐释的文化实践，文化变成了一种可掌控的、可消遣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它表面上是个体生命的自由狂欢和欲望宣泄，但是更需警惕的是无数的“个人意愿”就会汇聚成整体的社会需求。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仅发生在意见或者观念层面，而且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改变人的感知比率和感知模式。短视频向公众推销的是一种不需解释的、感受的、娱乐式的体验，用快乐、享受的娱乐信息接收模式取代“思维式”的信息接收模式。 (二)文化空间分野和自在、无序与个人主义

作为战后法国知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和复兴尼采运动的倡导者，吉尔.德勒兹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形成了它对于人类文化空间分野和文化传承与演变的系统性认识，其中空间(光滑/条纹)理论和“块茎理论”是其学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光滑和条纹既是对空间进行测度的标准也是对空间进行区分的依据，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既分且合、既历时又共时，在互动与转化中完成两者之间关系的调适。光滑空间是“强度”的，条纹空间是“广度”的。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包含光滑空间和条纹空间的集合体，受制于两者的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和力量博弈，在两者的能动转换中完成自身空间的形塑。那么如何来理解光滑空间和条纹空间呢？“光滑空间指一种无拘无束、浩如烟海的空间，没有等级制的边界或分野，没有凌驾于其他事物之上的特权制和区域，因此更多地与无意识相关。它由欲望机器和力量流所充盈，更多地为事件所占据而不是为既定的事物所占据。而条纹空间则与此对应，以等级制、科层化、封闭结构和静态系统为特征，纵横交错着已设定的路线与轨迹，有判然而分的区域与边界。”[13]我们可以将光滑空间比喻为随心所欲不受规约的、玩世不恭和个人主义主导下的文化创作倾向，他们以解构庄严性、纯粹

性、普世性等现代主义价值为旨归。这与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所申明的结论：“后现代时期乃是把现代主义的反叛引向日常生活领域的产物，是反叛的、超个人主义的(hyperindividualist)、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扩展结果。”两者在主旨上是高度一致的。条纹空间则是有逻辑顺序、发展脉络和传承性的更符合主流认知的一种文化创作倾向。它以建构认同、传承文化和正式规范为旨归。如果将短视频视作一种新的文化书写形式，那么这种文化是具有很强的光滑属性的，光滑性首先来自于对于条纹空间的反叛和背离，即对于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拒斥，“而在这个社会中那些试图使我们一体化的大众生活的压力以及同质化的力量，依然促成了对个性与社会差异感的深切需要。”[14](P14)从而演化出自我的、变动不居的、碎片化、不确定和流变的文化风格。这种文化是无休无止的不间断的即时产生，它既是流行的、朝生暮死、转瞬即逝的，同时也来源于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即“文本触摸与披露了受众的经验和感受，反过来也传播了那些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实际影响。”[15](P258)

网络文化具有显著的自在性发展特征，即支配它发展的要素更多的来自于其自身，而非受制于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规范等规约力量，而更多的是由其内部自己创造的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观所支配，这种天生的文化基因决定了其往往是无根的、无序的、趋利的和易变的，这种易变性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易感冒性”，即裸露在外的部分极易受到社会空间中各种商业、技术及消费形式等“气候要素”的影响，一旦社会空间中的某种气候因子发生变化，那么网络文化就容易“打喷嚏”或者感冒。这种“感冒”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异化，有学者概括网络文化的异化表现在“泛化文化、破碎时间、模拟图像、消解思想。”[16]我们可以将短视频的低俗化视作网络文化在技术、商业、用户等多重逻辑支配下的自身异化的一种形式，这种异化既是对于传统的文化内涵、价值追求、审美意识的解构，同时又以新的文化姿态栖居于消费社会所孕育的享乐主义的温床之上，从而合法化的规避了反思性、批判性，

由此形成了欲望和无意识支配下的运作逻辑。 五、小结

从文化格局意义上说，短视频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建构更加公平、更充满包容性的文化语境的契机，弥合群体缺位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完整，但是另一方面短视频的无序化、内涵浅薄化、传播闭环化带来的对于社会共享价值、道德准则、理想信念、精神风尚等消解和结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规范短视频健康发展，要对准其潜在的多重制约因素进行对症下药。技术层面要对推荐算法进行升级，算法也要有价值观。商业和市场操作不应该只关注于数量级的扩张和效应提升以及收益回报，更应该强化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同时，强化主流价值引导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全社会要营造出崇尚经典、追求真善美的良好文化氛围，用法律、监管等方式筑起抵御低俗文化泛滥的防护墙，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避免媒体文化中的垃圾食品，选择更为健康而又有营养的产品。”从而营造良好的互联网文化生态，为新时期我国各项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良好的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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