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贤文化断层与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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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胜　庞　超

　　摘　要:就传统乡贤的构成来看ꎬ与其说乡贤是一种身份ꎬ倒不如说是一种“兼济天下”的精神ꎮ因为乡贤与士绅的大体重叠ꎬ传统乡贤文化的断层与近代士绅队伍的劣化是同一过程:近代士绅成分的复杂化与功能异化削弱了其国家与社会中间人的作用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ꎬ随着科层制下渗ꎬ这一传统社会治理机制走向终结ꎮ时至当代ꎬ伴随中国社会转型ꎬ乡村振兴需要体制外力量的参与ꎬ新乡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ꎮ在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的过程中ꎬ新乡贤的遴选固然重要ꎬ而制度设计与精神培育亦不容忽视ꎮ新乡贤群体不同于传统士绅ꎬ但“兼济天下”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ꎻ新时代乡贤制度亦不限于传统乡约ꎬ但与体制内的村两委相区别是必须的ꎻ乡贤精神的弘扬既要着眼于现实成功者的带头作用ꎬ又要重视对传统乡贤优秀品格的重新挖掘和利用ꎮ

关键词:乡贤文化　士绅精神　乡村振兴　新时代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７１/ｊ.ｃｎｋｉ.３５－１３３４/Ｄ.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７

作者陈明胜ꎬ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ꎻ庞超ꎬ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ꎮ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下ꎬ乡贤文化受到各界重视ꎬ不少媒体报道了乡贤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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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共建共享社会治理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研究”(１７ＹＪＣＺＨ１３６)、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１８ＭＬＣ００５)、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专项“江苏乡村治理史”(１９ＷＭＢ０２４)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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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贤文化断层与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刍议

乡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事迹ꎮ①至２００９年ꎬ无论是传统乡贤ꎬ还是当代乡贤ꎬ都被学者纳入研究视野中ꎬ研究领域包括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ꎬ充分体现了研究的跨学科特征ꎮ对传统乡贤的研究以史学界为主ꎮ牛建强认为ꎬ在明清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中ꎬ先贤祭祀是一种国家对地方进行教化和控制十分重要的方式ꎮ张玉娟在对河南乡贤祠的研究中反映了同样的问题ꎬ乡贤祠祭祀与统治者强化国家治理的意图紧密相连ꎮ②由此可见乡贤文化在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ꎮ在当代乡贤的研究中ꎬ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内涵、价值、路径等引发学界关注ꎮ③张颐武强调了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ꎬ认为“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ꎮ他把现代乡贤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场”的乡贤ꎬ另一类是“不在场”的乡贤ꎮ“在场的乡贤扎根本土ꎬ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ꎮ不在场的乡贤出去奋斗ꎬ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ꎬ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ꎮ”黄海指出:“建构新乡贤文化应摒弃传统乡贤文化中等级森严、尊卑有别等糟粕ꎬ倡导民主法治理念等现代文明因子ꎮ新乡贤文化应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ꎮ”“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ꎬ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ꎬ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ꎮ”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ꎮ”⑤当单一的行政组织不能满足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时ꎬ培育体制外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就成为一种重要选择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ꎬ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ꎬ设计新乡贤制度、培育新乡贤精神ꎬ乃时代所需ꎮ乡贤入选的标准是什么?乡贤的社会定位如何?如何培育新时代的乡贤文化?回答这些

①②③

浙江是较早倡导发挥乡贤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省份ꎮ参见赵畅:«乡贤精神　薪火传承———上虞市发掘和弘扬乡贤文化纪事»ꎬ«今日浙江»２００３年第９期ꎮ

牛建强:«地方先贤祭祀的展开与明清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ꎬ«史学月刊»２０１３年第４期ꎻ张玉娟:«明清时期乡贤祠研究———以河南乡贤祠为中心»ꎬ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９年ꎮ舒隽:«乡村治理变迁与新乡贤的当代表达»ꎬ«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ꎻ殷民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ꎻ王斌通:«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ꎻ崔凤军、姜亦炜:«农村社区开放式协商机制研究———基于德清县乡贤参事会的调查»ꎬ«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ꎻ张英魁:«乡贤的外生性及其介入乡村机理分析»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ꎻ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ꎬ«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ꎻ李静:«当代乡村叙事中乡贤形象的变迁»ꎬ«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ꎻ徐晓全:«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与实践»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ꎮ

«培育乡贤“内生型经纪”机制———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探讨乡村治理新模式»ꎬ«江淮论坛»

④⑤

张颐武:«重视现代乡贤»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ꎻ黄海:«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ꎮ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７年ꎬ第３２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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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ꎬ除了立足现实ꎬ还要进一步厘清传统乡贤的构成、精神底蕴及社会功能等问题ꎮ

一、传统乡贤的构成及精神底蕴

在日常生活中ꎬ乡贤一词常常与乡绅、士绅等概念混用ꎮ从学术层面讲ꎬ三者并不完全一致ꎮ明清之际ꎬ士绅有乡绅、绅士、士绅等不同说法ꎬ其中以士绅的含义最为宽泛ꎬ“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ꎬ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①ꎮ费孝通认为ꎬ“绅士是封建解体、大一统的专制皇权确立之后ꎬ中国传统社会中所特具的一种人物”ꎬ他们是指“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ꎮ这种人物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不一样ꎬ他们不享有政权ꎬ但却拥有特权ꎮ“他们在野ꎬ可是朝廷内有人ꎮ他们没有政权ꎬ可是有势力ꎮ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ꎮ”②就实际情形看ꎬ士绅确为乡贤的主体ꎬ“乡贤基本由绅士与平民两部分组成ꎬ其中绅士可分为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ꎬ平民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ꎬ其中以下层绅士人数最多ꎮ虽然平民乡贤的分量不容忽视ꎬ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③ꎮ

平民乡贤虽然不是乡贤主体ꎬ但其重要性却值得关注ꎮ如秦汉时期的“乡三老”ꎬ“是

秦汉以后乡治里面的最高领袖ꎬ他的年龄要在五十五以上ꎬ他的人格要为民众所敬仰ꎬ才能被选为乡三老ꎬ才有感化民众的能力”ꎮ再如宋代乡约制度中的“约正”ꎬ则是“由大家推举正直不阿的人士充当ꎻ他们的责任ꎬ在抽象的方面是感化约众ꎬ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ꎬ仿佛秦汉的三老”ꎮ④这些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乡村ꎬ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ꎬ其言行举止更容易产生教化的作用ꎮ

由于士绅是乡贤的主体ꎬ乡贤精神与士绅精神就存在内在的一致性ꎮ士绅能够获得特权ꎬ除了他们曾是统治者的臣仆ꎬ还与他们“兼济天下”的抱负有关ꎮ«礼记􀅰大学»为士人制定的人生发展规划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ꎮ至孟子ꎬ强调的人生信条则变为“穷则独善其身ꎬ达则兼济天下”⑤ꎬ其意是:失意时完善自己的身心ꎬ得意时则参与国家事务ꎮ虽然孟子提供的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ꎬ但从更深层面解读ꎬ“独善其身”实是无奈的选择ꎬ“兼济天下”才是最终理想ꎮ宋人张载的“横渠四句”ꎬ即“为天地立心ꎬ为生民请命ꎬ为往圣继绝学ꎬ为万世开太平”⑥ꎬ更具代表性ꎮ这一荡气回肠的宣言ꎬ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ꎮ即使失意的士人ꎬ也并没有放弃兼济天下的胸

①②③④⑤⑥

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ꎬ«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ꎮ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８年ꎬ第１－１１页ꎮ

余新忠、惠清楼:«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ꎬ«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３期ꎮ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ꎬ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ꎬ１９３７年ꎬ第９、１５页ꎮ孟轲:«孟子»ꎬ杨伯峻、杨逢彬注译ꎬ长沙:岳麓书社ꎬ２０００年ꎬ第２２７页ꎮ张载:«张载集»ꎬ章锡琛点校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８年ꎬ第３２０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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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贤文化断层与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刍议

怀ꎮ东林党人顾宪成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ꎬ声声入耳ꎻ家事ꎬ国事ꎬ天下事ꎬ事事关心ꎮ”①这正是士绅心怀天下之最生动的写照ꎮ总体而言ꎬ经过几千年的积淀ꎬ最终凝练出的中国士绅精神的内核是“兼济天下”ꎮ这种精神也是乡贤精神的底蕴ꎬ只不过针对乡贤而言ꎬ“兼济天下”应该更恰当地解释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德高望重、贡献乡里等优良品质ꎮ事实证明ꎬ传统乡贤无论是否“在场”ꎬ其精神与行为往往被乡里奉为楷模ꎮ

总之ꎬ乡贤可以分为士绅乡贤与平民乡贤两种ꎬ能否入选乡贤主要标准是其是否具备兼济天下的精神ꎮ士绅虽为乡贤主体ꎬ但并非所有的士绅都能入选ꎬ乡贤应为士绅的优选ꎻ反之ꎬ即使不具有士绅身份ꎬ而一旦拥有“兼济天下”的精神ꎬ也可能成为乡贤(如平民乡贤)ꎮ从这种意义上讲ꎬ乡贤一词ꎬ与其说是一种身份ꎬ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ꎮ

二、传统乡贤的社会功能及其断层

乡贤与士绅的大体重叠、乡贤精神与士绅精神的内在一致性ꎬ决定二者的社会功能及其断层也是同一过程ꎮ

一般而言ꎬ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基层ꎬ士绅阶层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ꎮ上层士绅相当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退休的官员ꎬ科举的成功使其能够享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权ꎮ«牧令书»中如此分析道:“为政不得罪于巨室ꎬ交以道ꎬ接以礼ꎬ固不可权势相加ꎮ即士为齐民之首ꎬ朝廷法纪尽喻民ꎬ唯士与民亲ꎬ易于取信ꎮ如有读书敦品之士ꎬ正赖其转相劝戒ꎬ俾官之教化得行ꎬ自当爱之重之ꎮ”②由此可见ꎬ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ꎬ国家主要通过士绅明法纪、行教化来控制基层社会ꎬ加上官员与士绅的共同体意识ꎬ礼遇、笼络士绅也就成为必然ꎮ

基层社会中的士绅则拥有较高的威望ꎬ其因大致有以下三点:第一ꎬ他们是促使人们向善的楷模ꎮ高尚的德行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ꎬ使他们平时乐善好施ꎮ除了救贫扶弱ꎬ士绅还会做资助家乡教育、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ꎮ如宋代陕西蓝田县人吕大钧开乡约制度之先河ꎮ对他而言ꎬ教化民众的过程亦是其身体力行儒家礼治的过程ꎮ第二ꎬ他们是成功者ꎮ无论是科举的成功ꎬ还是经济的成功ꎬ都会给一般民众努力向上的正能量ꎮ第三ꎬ他们还是区域社会利益的代言人ꎮ在传统中国官民隔阂的情况下ꎬ士绅阶层能够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ꎮ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一书中作了更加细致的阐释:

１.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ꎬ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顶端是中央政府ꎻ底部２.这里有着对于中央政府权威事实上的限制ꎮ地方上的事情是由社区的绅士

①②

是地方自治单位ꎬ其领袖是绅士阶级ꎮ

梁羽生:«名联谈趣»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３年ꎬ第２７５页ꎮ

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１９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ꎬ１９９１年ꎬ第２９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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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管辖的ꎬ是中央当局难于干涉的ꎮ

中ꎬ中间有政府的皂隶和地方上选择的“乡约”或者相同功能的人物ꎬ通过这种中介ꎬ不合理的命令可以打回去ꎮ这种由下而上的影响ꎬ在中国正式的政治制度的讨论中ꎬ通常是不予承认的ꎮ然而ꎬ它实际上是有效的ꎮ

台上台下的朋友们施加的非正式压力发生的ꎮ借此ꎬ影响有时甚至可以到达皇帝本人那里ꎮ

中央帝国ꎬ而是来自地方民众本身ꎮ当中央只是有限度地征税和招兵时ꎬ人们会感到“天高皇帝远”ꎮ但是ꎬ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有必要保持一些交往ꎬ这就意味着地方绅士总是在地方组织中占有战略性和主导的地位ꎮ①

正是因为传统士绅在朝在野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ꎬ他们往往被赋予非常特殊的角色ꎬ即国家与社会的中间人ꎮ正如一些论者所言:“过去政令之传达于民众ꎬ完全由于士绅阶级ꎮ民众有什么要求ꎬ由彼上闻ꎻ政府有什么设施ꎬ由彼下达ꎮ政府与民众的联系ꎬ只是这个没有法定地位的士绅阶级ꎮ”②这个阶层像一个弹簧ꎬ使国家与社会不至于矛盾过于激化ꎬ士绅在传达国家政令的同时ꎬ也会在国家对社会需索过多时为民请命ꎬ防止二者关系陷于僵化ꎮ换句话说ꎬ正是因为这一特殊阶层的存在ꎬ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得以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ꎮ

时至近代ꎬ随着传统义利观的转变、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发展以及西方政治制度的引进ꎬ拥有士绅身份的人不再局限于固守传统伦理道德、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ꎬ而出现了各式各样、具有复合身份的新士绅ꎮ如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商绅(马敏语)ꎬ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创办地方团练而崛起的军绅(陈治让语)ꎬ因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办而产生的学绅(常书红语)ꎬ还有随清末地方自治推行而进入体制内的权绅(王先明语)等ꎮ为了避免概念的纷歧ꎬ张信干脆将那些“有权势的共同体领导人、民团领袖和大地主ꎬ􀆺􀆺税收经纪人、巫医和书生”等统称为“地方精英”ꎮ③这一新式概念提出的背后ꎬ是士绅组成严重畸变的现实ꎮ士绅成分的变化对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产生直接冲击ꎮ在传统中国ꎬ士绅为四民之首ꎮ清末民初ꎬ地方士绅在民间社会的地位一落千丈ꎬ从“四民之首”变成“无绅不劣”ꎮ绅权扩张直接侵害一般民众的利益ꎬ导致绅民

①②③

３.虽然在法律上只有一条从上而下的贯彻帝国命令的轨道ꎬ但是在实际生活

４.从下而上的影响的机制ꎬ是绅士通过他们当官的亲戚和参加过相同考试的

５.所谓自治组织的兴起是来自于社区的实际需要ꎮ这种群体的权力不是来自

费孝通:«中国绅士»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６年ꎬ第５２－５３页ꎮ金半欧:«自治与自卫的一种观察»ꎬ«地方自治»１９３５年第３期ꎮ

[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１９００—１９３７»ꎬ岳谦厚、张玮译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４年ꎬ第５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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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贤文化断层与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刍议

矛盾不断激化ꎮ王先明在研究晚清“民变”时指出:“日趋清晰也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ꎬ凸显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ꎮ”①

士绅成分的变化进而导致其社会功能的异化ꎮ如清末地方自治推行过程中产生的“权绅”ꎬ其已难以继续肩负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任ꎮ一是因为他们的权威资源来自体制内的授予而不是自身威望的积累ꎮ因此ꎬ在推行政令的过程中ꎬ他们更注重对政府负责而不是维护区域社会的利益ꎮ二是在公益与私利之间ꎬ他们更倾向于借助手中权力从中渔利而不是为民服务ꎬ结果造成自治推行过程中此起彼伏的反自治民变ꎮ再如随清末废科举、兴新学而崛起的“学绅”ꎬ与传统士绅截然不同ꎬ这一部分人因新学而获得士绅身份ꎮ在西学的熏陶下ꎬ他们对乡村没有特殊感情ꎬ随着近代城市的发展ꎬ他们往往选择定居于城市ꎬ而与乡土社会脱钩ꎮ士绅的结构性变动与城乡流动不平衡ꎬ必然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贤治理机制产生直接冲击ꎮ

大革命时期ꎬ“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被提出ꎮ这一彻底清除传统地方精英的方式进一步打破传统的绅治模式ꎬ开启了近代中国基层社会党化与科层化的历史ꎮ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ꎬ传统士绅“土豪劣绅”化ꎬ“兼济天下”的士绅精神已全面衰落ꎮ虽然有部分知识分子ꎬ如梁漱溟、晏阳初等ꎬ承继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ꎬ离开城市、深入乡村ꎬ企图通过改良的方式ꎬ实现中国乡村社会的复兴ꎬ但并不能阻止士绅队伍整体劣化的趋势ꎮ当以宗族、伦理为遮盖物的绅权被扯掉面纱后ꎬ剩下的多是在国民政府支持下“绅权”不断扩张的现实ꎮ同时ꎬ南京国民政府对士绅阶层往往采取“用之则捧ꎬ不用则弃”的态度ꎬ导致地方士绅与国家之间形成若即若离的关系ꎮ这种双重紧张的局面ꎬ将士绅阶层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ꎮ当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派遣的行政干部进入基层社会后ꎬ地方士绅要么秉承其意志跻身于新一代的地方精英中ꎬ要么与之抗衡成为其整合基层社会的“绊脚石”ꎮ

当然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革命的过程中ꎬ不断劣化的士绅阶层也成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ꎮ“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ꎬ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③ꎬ都属于革命的对象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传统士绅阶层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ꎬ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ꎮ随着士绅群体的消失ꎬ传统乡贤文化也彻底断层ꎮ

三、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的现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后ꎬ中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复杂化ꎮ陆学艺将之分为十种人群:国家和社会

①②③

王先明:«乡路漫漫:２０世纪之中国乡村(１９０１—１９４９)»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７年ꎬ第５６页ꎮ

陈明胜:«北伐战争时期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以江苏省为中心»ꎬ«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ꎮ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年ꎬ第１２７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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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ꎮ①有学者对中产阶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新生的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ꎻ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国有企业领导人ꎻ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国有企业领导人ꎻ外资企业中产生的白领ꎻ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ꎻ高校培养的ＭＢＡ和ＭＰＡ群体ꎻ因高技术产生和新行业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等ꎮ②从身份、知识水平、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进行考量ꎬ这部分人属于新时期的社会精英ꎮ不过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偏于“独善其身”而缺乏传统乡贤“兼济天下”的精神ꎮ并且ꎬ这些社会精英主要存在于城市ꎬ对乡村社会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ꎮ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ꎬ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ꎬ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ꎬ中国乡村空心化的速度正在加快ꎮ外出上学、务工使年轻人和文化人流向城市ꎬ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人才缺乏ꎮ用什么方式吸引那些离乡的成功者回归家乡、奉献桑梓?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ꎮ乡贤不同于外来投资者ꎬ因为血脉相连的故土情结ꎬ他们更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乡焕发生机ꎮ当前ꎬ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建立相应的机制ꎬ把这种爱乡的赤子之情转变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ꎮ

就目前现状来看ꎬ培育新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作用已经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ꎮ例如ꎬ浙江上虞通过搭建有效互动平台、建立联系参事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ꎬ逐渐形成“学乡贤、知乡贤、颂乡贤、当乡贤”的社会氛围ꎬ取得显著成效:在经济建设方面ꎬ上虞由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达１９０余支ꎬ本金总额达２０亿元ꎻ在乡村治理方面ꎬ积极发挥乡贤参事会的作用ꎬ逐渐形成“同话桑梓ꎬ共谋发展”的局面ꎻ在社会稳定方面ꎬ积极发挥乡贤作用ꎬ逐渐开创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四不出村”的模式ꎬ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ꎻ此外ꎬ通过发挥乡贤的榜样示范作用ꎬ引领民风建设与社会风尚改善等ꎮ③再如ꎬ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通过发挥新乡贤作用ꎬ亦做出不小的成绩:发挥新乡贤的桥梁作用ꎬ助力基层自治ꎻ发挥新乡贤的智库作用ꎬ反哺乡村建设ꎻ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ꎬ引领文明乡风等ꎮ④总体来说ꎬ乡贤文化建设成就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ꎮ越是发达地区ꎬ乡贤文化越容易发展起来ꎻ反之ꎬ受因经济、人才、观念等因素所限ꎬ乡贤文化则遭遇更多困难ꎮ但无论乡贤文化培育处于何种程度ꎬ皆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ꎮ

一是在新乡贤群体遴选的过程中ꎬ首先要考虑道德因素ꎮ

有学者认为ꎬ现代乡贤是涵盖了“在职或退休政府官员、企业家、企业职工、学者、

①②③④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社会建设»ꎬ«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ꎮ周晓虹:«中产阶层: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ꎬ«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６期ꎮ

陈秋强:«上虞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念与实践»ꎬ«乡贤与现代浙江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２０１８年１１月ꎮ

王宁、封士将、金天:«“新乡贤”助力“幸福赣榆”建设»ꎬ«唯实»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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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贤文化断层与新时代乡贤文化培育刍议

个体户、外出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多元构成ꎮ①在一般人眼中ꎬ这些人无疑都属于成功人士ꎮ但是ꎬ并非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可以入选乡贤ꎮ以传统乡贤的选择为参照ꎬ新乡贤必先符合道德高尚、社会责任感强、有奉献精神等要求ꎮ因此ꎬ在新乡贤遴选的过程中ꎬ道德高尚是必备条件ꎬ然后再考量其他方面的因素ꎮ特别要避免侧重官乡贤、富乡贤ꎬ而忽视文乡贤、德乡贤的现象ꎮ

二是在新乡贤制度设计的过程中ꎬ既要注意与当前乡村既存机制做好联接工作ꎬ还要注意其自身的独立性ꎮ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不仅受限于人的因素ꎬ制度设计更加重要ꎮ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人们对乡贤的认知ꎬ有利于形成新乡贤群体不断孕育、产生的社会机制ꎮ但在新乡贤制度设计的过程中ꎬ要充分预料它与乡村既存组织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ꎮ

就目前中国大部分乡村来看ꎬ村两委仍然是乡村最主要的组织形态ꎬ虽然有村支部与村委会之分ꎬ但往往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ꎮ作为国家行政系统的末梢ꎬ村两委几乎承揽了乡村治理的全部职责并显示出高效率的优势ꎮ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村治理总要求已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ꎬ这是一项系统工程ꎬ单纯的行政组织已难完全肩负如此重担ꎮ于是ꎬ有学者遂建议ꎬ“以村为单位ꎬ组建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乡贤工作室等组织ꎬ对乡贤组织的基本原则及乡贤标准、推选程序、职责任务、主要活动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ꎬ为乡贤组织的良好运行提供保障”②ꎮ新乡贤的制度化是必然趋势ꎬ但因为村两委总揽村务的局面已经形成ꎬ贸然成立乡贤组织有可能导致二者之间产生矛盾ꎮ因此ꎬ在乡贤文化培育之初ꎬ应善于运用既存乡村组织ꎬ充分发挥乡贤服务乡村的社会功能ꎬ等乡贤群体逐渐被当地人们接受之后ꎬ再考虑乡贤组织的建设工作ꎮ

当然ꎬ乡贤群体帮助村两委做好乡村振兴工作ꎬ并不代表两者必须完全融合ꎮ有学者曾提出由乡贤担任村两委主职干部的建议ꎬ然而一旦乡贤进入体制内ꎬ他们的社会引领功能可能将被削弱ꎮ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过程中ꎬ如何构建乡村社会的多元治理体系ꎬ在村两委之外培育和发掘新的治理力量乃其应有之义ꎮ在新乡贤制度设计的过程中ꎬ人们一定要注意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与区别ꎮ

另外ꎬ在村两委与乡贤组织发挥作用的过程中ꎬ还要坚定二者互补的信念ꎮ从理论上讲ꎬ村两委属于体制内的力量ꎬ新乡贤属于体制外的力量ꎬ如果二者能够相互促进ꎬ将使乡村治理获得新的生机ꎻ如果二者相互掣肘ꎬ乡村治理必将陷入新的困境ꎮ这就需要二者明确职责ꎬ摆正态度ꎮ一般而言ꎬ村两委的主要职责是完善乡村政治ꎬ通过上传下达ꎬ做到政策畅通ꎬ构建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ꎮ新乡贤的主要职责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ꎬ即道德上发挥模范功能、经济上发挥引领作用等ꎮ对于新乡贤ꎬ村两委要提供各种服务ꎬ

①②

陈晓燕:«激活乡贤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ꎬ«山西日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ꎮ林黎明:«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新乡贤派培育»ꎬ«温州日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３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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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为充分发挥新乡贤的社会功能创造良好的环境ꎮ对于村两委ꎬ新乡贤要发挥体制外的建议与监督作用ꎬ确保村政的科学有效、公平公正ꎮ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有相同之处ꎬ他们都有热爱家乡、奉献故土的情结ꎻ但新乡贤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ꎬ其存在的意义是服务而不是管理ꎬ其威望源于奉献精神而非体制内强制力量ꎮ

三是乡贤精神的凝练与弘扬应不拘一格ꎬ多元并进ꎮ

乡贤精神的传递与弘扬是新乡贤队伍不断壮大的动力源泉ꎮ这首先有赖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助力ꎮ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ꎬ面向青少年加强乡贤文化教育ꎬ开设乡贤文化课堂ꎬ开展以乡贤为主题的社会教育活动是培养年轻乡贤的长远之策ꎮ在新乡贤精神培育的过程中ꎬ高校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ꎬ更要充分发挥宣传与研究的功能ꎬ在深入分析当代乡村社会面临实际问题的基础上ꎬ总结新时代乡贤精神的内涵、价值及实现路径ꎮ当然ꎬ高校的研究者不能局限于坐而论道ꎬ应该学习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学者身体力行的精神ꎬ走进乡村ꎬ在现实中寻找出路ꎮ

其次ꎬ整理传统乡贤文化遗产ꎬ挖掘传统乡贤精神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ꎮ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因素ꎬ过去遗留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ꎬ这种具有亲和力与乡土气息的教材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谈到和谐发展的问题时ꎬ认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与机制ꎬ来促进非政府的民间责任与服务”①ꎮ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而言ꎬ传统乡贤文化将为我们提供有关建构民间组织的宝贵经验ꎮ

另外ꎬ还有必要通过报刊、书籍等传统媒体ꎬ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介加强对新乡贤的宣传ꎬ这种不但有利于传递乡贤精神ꎬ而且可以提升乡贤群体的荣誉感ꎬ鼓励更多的成功人士加入造福家乡的队伍中来ꎮ

四、结论

综上所述ꎬ从广义上的文化出发ꎬ可以把乡贤文化理解为乡贤群体、乡贤制度、乡贤精神三个层次ꎮ传统乡贤文化的断层首先缘于传统乡贤群体的消失ꎬ而后逐渐累及乡贤制度、乡贤精神ꎮ新时代乡贤文化的培育亦应从培育新乡贤群体开始ꎬ然后是推进制度设计与精神弘扬ꎮ在新一代乡贤群体遴选的过程中ꎬ道德因素是首要的ꎮ乡贤制度的设计是为那些离乡的成功人士提供一种回归机制ꎬ这一机制与乡村社会既有的村两委既是互补ꎬ又是界限分明的ꎮ乡贤精神的弘扬是在宣传中使乡贤文化成为一种理念ꎬ激励更多人进入乡贤队伍ꎬ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ꎮ

〔责任编辑　汪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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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托尼􀅰布莱尔:«旅程:布莱尔回忆录»ꎬ李永学、董宇虹、江凌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１年ꎬ第７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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