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董其昌撰书《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

作者：于康唯

来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2期

于康唯

云龙山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城南，是古迹相接、人文荟萃之地。北宋熙宁、元丰之际，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常登此山，并与山中隐士张天骥结为挚友。隐士饲鹤，并建有放鹤之亭。苏轼寄情于此，为撰《放鹤亭记》，极叙放鹤饮酒之乐，以寓出世隐逸之怀。该文久经传诵，后又收入《古文观止》，流布更广，也令放鹤亭声名益著。明代天启年间，户部主事张璇主持重修该亭，拜请书坛巨擘董其昌撰文书丹，勒石而成《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以下简称《重修放鹤亭记》（见图一、图二），立于亭畔，遂使圣手巨作与苏仙名篇相后先，共为古亭增色。

《重修放鹤亭记》现存于放鹤亭后的碑廊之中，碑体通高330厘米，宽107厘米。上为圆首，有篆额“重修云龙山放鹤亭碑记”10字，正文行楷17行，满行55字，款署“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同修两朝实录、制诰讲读官、华亭董其昌撰并书”。时在“天启甲子（四年，1624）孟冬”。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谥文敏。他集书画创作、批评、理论、收藏、鉴别于一身，艺术生涯

长达60余年，是明代后期最具影响力的书画大家，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传世。

《重修放鹤亭记》由董其昌撰文。该文收入《容台集·文集》卷四，记述了张璇重修放鹤亭的起因和经过，对苏轼《放鹤亭记》“引卫懿公事，谓国君之宠鹤，不若山人之放鹤得自全其高”的观点作了辩驳，认为懿公之败，不在于宠鹤，而在于粮粟之不足。文章提出“使卫公有公刘乃积乃仓之粮，曾孙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进战，孰能胜之”的新观点，并赞扬张璇“精心计调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几士饱马腾，以伐萌于不战，是桓文之烈也。”由此来看，董其昌读书、著文不为古人之见所束缚，敢于自出心裁，自是可取。但他在文中又说：“按《史记》，秦始皇东游厌王气，汉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吕后辄得之曰：季所居有云成五采云，而赤帝子斩白帝子，盖龙德也。彭城之有云龙山，其得名当以此。”把刘邦隐匿的芒砀山指为云龙山，明显与《史记·高祖本纪》所载不符，这实属董其昌的附会之说。启功先生曾直斥董其昌在考证中有“随意捏造”的毛病[1]，梁启超则指出：“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2]看来董其昌沿其风气，也是时代使然。

从文学水准上看，《重修放鹤亭记》固无甚可观，与苏轼的《放鹤亭记》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该作堪称艺苑珍品，其价值令人瞩目。

整体浏览和品味这通碑记，可以明显感到弥满颜真卿的丰腴苍劲和虞世南的温润典雅。董其昌在自述学书经历时说：“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初师颜平原（颜真卿）《多宝塔》（图三），又改学虞永兴（虞世南）（图四）。”[3]可见颜、虞两家是他的入门之范。董氏后来虽然遍学魏晋唐宋诸家，但这两位大家，尤其是颜真卿的影响伴随了他的一生，成为深刻影响董氏书风的最重要渊源。在这通碑记中，颜体的结构特征有直接表现，如字形呈相向之势——这在两侧带有竖画的字中更容易直观地看出——即字的框架略微向外鼓努，以便给字内争取更大的安排空间，使其内部笔画的布列更为从容。又如每一笔画的藏头护尾，不露圭角，行笔过程中的平稳沉静且又处处饱含暗力，富有韧劲。董其昌自称：“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又说“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此惟褚河南（褚遂良）、虞永兴（虞世南）行书得之。须悟后肯余言也。”这是董氏历经多年书法实践的深刻感悟，也恰好为这通碑记的书法面貌作了极好注脚。

在主要汲取了颜、虞两家的精髓之外，董其昌在《重修放鹤亭记》中还广泛浸润了钟繇、王羲之、李邕、赵孟頫等诸家的风采，这源于他多年习书的眼界之宽，取法之广。董氏学书拥有一般书家所难以企及的宝贵机会——他与项（元汴）氏家族、韩世能、吴廷、王肯堂等著名藏家交往甚密，得以目睹历代名家的多件真迹，我们现在仍可在《万岁通天帖》、《陆机平复帖》、《张旭古诗四帖》、《米芾蜀素帖》等名迹上看到董氏的题跋（图五）。固然，观者很难一一对应地确指其具体某一笔出于哪一家，然而这正是董氏学古而善化、不拘泥于点画形态的高明之处。他取法极广，临古功深，但又清醒地认识到：“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这充分表明了他对于如何师法古人有着鲜明的立场：从精神的层次吸取古人的艺术精华。例如唐代书家李邕，善于以行书入碑，其代表作《麓山寺碑》将王派行书的灵秀流动与北派碑版的方正庄严巧妙糅合，显得厚重雄劲，苍润奇崛，为王派行书入碑另辟了新径。但是，宋、元直至晚明以前，李邕的这一杰构并没有被书界所充分认识。正是董其昌独具慧眼，发现了他的重要价值，将他与王羲之并列评价为“右军如龙，北海如象”[4]，这也就此成为对李邕书法艺术价值的经典定评。董其昌虽是帖学的一代宗师，却深刻认知其以帖派书法入碑时必须具备的化字之功，故而他在《重修放鹤亭记》中也巧妙融入李邕的创作手法，吸收帖书灵活秀润的一面，而摒弃其柔弱软媚的一面；保留碑书厚重雄强的一面，去除其呆板峻整的一面。在广泛接受前人成果的同时，将他自己的性情和人格外化到笔墨之中，化虚为实，化柔为刚，不过这种实与刚，仍是在其一以贯之的董氏面目之下体现，故有柔中寓刚、绵里裹铁之感——也就是说，这通碑虽广取诸家，却仍然是董其昌书法的“真身”。

《重修放鹤亭记》的布局与一般碑刻相比亦有别开生面处，即一改唐宋碑版茂密紧凑的格局，而引入杨凝式《韭花帖》空灵疏朗的布局方式（图六）。字与字中，行与行间，均腾出空间，让单个字的活动更为悠然自如，真似信步而行。这使得观者更能以一种沉静平和的心境面对这通碑文，倾听他对重修放鹤亭一事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重修放鹤亭记》创作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当时董其昌年已七十，但这位古稀老人并未步入艺术创作的衰退期，相反，此时他进入了渐老渐熟、老而益壮、归于平淡的化境，此后的艺术创作仍延续长达12年之久。

董其昌书法作品传世甚广，然目前所见者，多为短笺尺素或小件条幅，石刻大碑则极为罕见。这固然有他深受师法对象影响的因素，董氏曾自述：“禅家亦云：须参活句，不参死

句。……其镌石锓版流传于世者，所谓死句也。”[5]清楚地表达了他重墨迹轻碑版的价值取向。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董其昌作为帖学的集大成者，其书法风格属秀雅古淡一派，与碑刻所要求的劲健雄强之风差异较大。“帖学”、“碑学”作为书法史上的两个概念，直至清代中期以后才被正式提出，但二者作为书法发展的两大类传统，则是由来已久。自魏晋以来，以钟繇、王羲之为代表的帖派书风一系相承，被文人学士推为书法极则，也成为历代书家竞相临习传承的正宗、主脉。生于晚明时代的董其昌，既逢通览帖学千余年发展大势的历史机遇，又积数十年潜心研习书艺的深厚功力，在当时徐渭等张扬个性的书家群体破除古法，创造出狂放尖锐新书风的大背景下，他坚持走恢复古法、固守帖派传统之路，终成一代帖学巨匠。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董氏书法的一个弱项，即不擅碑版。康有为谓：“董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

矣。”[6]其言虽过，却也指明了要害所在。同时，他在创作态度上所持的“率意”，也与碑刻要求的严正端庄不甚相符。为此，董其昌把创作方向主要定位于以纸绢为载体的横卷竖轴，以展示自己最为擅长得意的一面，而有意识地回避碑版类的创作。

但是，董其昌在创作《重修放鹤亭记》时，时机、条件大为不同。

其一，董其昌以使事还朝，途经徐州登临云龙山之日，恰逢重修放鹤亭工程完成之际，此之谓得天时；其二，放鹤亭为苏轼寄情抒怀的文化古迹，而董的秀美书法恰可与亭的轻盈雅致、鹤的飘逸脱俗、苏张二人的萧散出尘形成风格上的和谐相映，他自然乐与胜景名迹相接，此之谓得地利；其三，修亭者张璇是董其昌好友，二人就亭而饮，触景生情，张氏求作碑记，董则欣然应允，此之谓得人和。由此观之，《重修放鹤亭记》是多个方面的难得机缘所共同成就，则其创作水准之高，艺术价值之重，实属情理中事。

“南北书派”、“北碑南帖”理论的开创者阮元曾指出：“明董其昌楷书托迹欧阳，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7]意即：本属帖派的董其昌在书写碑版类的正书时，也是借鉴了碑派笔法完成的。从《重修放鹤亭记》来看，阮元之说确有道理。以帖学之笔法入碑，借碑版之形式扬帖，正是《重修放鹤亭记》的独特价值所在。董氏此作，当属碑与帖两大流派谋求突破与融合的成功尝试，为清代中期碑学崛起以来、直至当代仍困惑于两派纷争的书家探索走碑帖兼融之路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榜样。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董其昌书《三世诰命卷》（图七），因其内容为皇帝所授董氏三代的诰命，故所作端正严谨，一笔不苟。该卷后经董氏子孙摹刻上石，被陈继儒评为“此公碑版中第

一炬赫之书也。”[8]其创作时间在明天启五年（1625年），距撰书《重修放鹤亭记》之后仅一年，故二者在用笔、结构上都有极大的同一性，同为董氏行楷之逸品。

《重修放鹤亭记》因置身云龙山顶，隐于放鹤亭后，故知者寥寥，历来对它的著录、介绍极少。该作系董其昌艺术高峰时期所创作的颇为罕见的巨幅碑刻，为全面展示董其昌书法艺术风貌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实物资料，当为极具代表意义的佳构杰作。

[1]启功《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载《启功书法丛论》，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1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页。

[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载《历代书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539～4页。下引董其昌各文除另有注释外均同此。

[4]董其昌《跋李北海缙云三帖》，载《容台别集》卷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第514页。

[5]董其昌《墨禅轩说》，载《容台文集》卷五，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第322页。

[6]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行草第二十五》，载《历代书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860页。

[7]阮元《北碑南帖论》，载《历代书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637页。

[8]陈继儒《题董宗伯手书家告跋》，载《陈继儒小品文选注·晚香堂小品》卷二十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235页。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徐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