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押韵的问题

新诗当然可以不押韵

----兼评《新诗可以不押韵吗》一文

“新诗应当不应当押韵？”，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垃圾”问题，或者说，就

诗的本质而言，这差不多算一个伪问题了。可是偏偏还有人对此感兴趣，煞有介事地在大学生中搞起调查来（见《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第４版《新诗可以不押韵吗》一文，下同），并自觉不自觉地以是否押韵为标准，来评论古今中外的诗人诗作之得失。当然，趣味无可争辩，人人都有批评的权力。不过，我还是觉得，其事其语真有些滑诗坛之大稽。

我不禁回想起几年前周涛先生在《绿风》诗刊发表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新诗十

三问》（见《绿风》诗刊１９９５年第４期）。说其“臭名昭著”，是因为周涛以提问的方式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新诗掷出了十三个大问号，这十三个问号等于给白话新诗罗列了十三条罪状，一时间还引起了诗坛内外的激烈讨论。我不得不要怀疑某些人的智商了。周涛那种幼稚的大而无当的提问明明就是给讨论者设置陷阱，亏他还是所谓的西部“新边塞诗”的代表。《新诗十三问》中有一个问题与《新诗可以不押韵吗》有类似的提法，其中第三问这样写道：“毛泽东是和新文化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的革命家，而他却只写旧体诗词不写新诗，甚至有传言说他曾道：‘新诗给一百块大洋也不看’。是毛泽东看不懂新诗的奥秘吗？”

两种提法的立论依据何其相似。现在，我就《新诗可以不押韵吗》一文所涉及到的

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１、诗的本质或本性是什么？见仁见智，这原本可以说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思想问题。

从来没有谁可以规定什么是诗。黑格尔说，给诗下定义是愚蠢的做法。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艺术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更不能以先验的标准来打量生长中的新诗。对具体的诗人而言，诗的本质只能存在于写作过程中，就是说，本质具有相对的体验性和生成性。有人认为诗的本质存在于纯形式领域，那无非也是一己之见——俄国形式主义就持这种观点。但是，从《新诗可以不押韵吗》一文的论述看，其作者显然没有达到形式本体美学的自觉的高度，其诗歌本质观建立在古今中外庞杂的定义印象中，混乱而无主见。

２、新诗与古诗的批评话语分属不同的体系，不能混为一谈。可以说，这基本上是

一个常识问题了。因为我们是在谈论新诗，所以我们就必须用新的知识范型来论说新诗的“新”。新诗的“新”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形式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个艺术的“现代性”体验问题。因此，在进行新诗批评时，古典诗歌的评论尺度从根本上讲是不具备效力的。若拿今天新诗的评论体系来衡量，论者所提到的写过旧体诗词的毛泽东、鲁迅等人，根本就不算是诗人。

３、新诗押韵不押韵，这与诗性无关，与诗的质量无关。押韵或许可以增强一首诗

的外在音乐性，而外在音乐性通常是通过纯技术问题的处理而获得的。换句话说，外在音乐性可以通过后天的语言训练而习得。比如说，近体诗中的律绝，其格律形式的掌握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格律方面，除了押韵，还有平仄、对仗、用典等等，这些都不难。一定要借这些古诗的格律要素来指责不会押韵的新诗写作者“文化基本功太差”、“写作功底较浅”，则是外行人说内行话了。殊不知，新诗特别是现代诗写作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用现代汉语来综合处理现代复杂的生活情感和体验，包括想象性经验。在今天，新诗写作早已成为了一项远远超越艺术技巧的语言的和精神的历险行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诗写作一定要排斥韵律。实际上，诗歌韵律有内外之分。新诗的内在韵律，按戴望舒的说法，“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他甚至认为，“韵和整齐的字句会

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诗论零札》，原刊１９３２年《现代》第２期第１卷）。早在白话新诗诞生之初，为了回击学衡派对新诗的反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叶圣陶、郑振铎、刘延陵、茅盾等人，包括鲁迅和郭沫若也都发表过批判学衡派的文章。针对学衡派“无律不成诗”的说法，茅盾指出这是颠倒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郑振铎的《论散文诗》则从论述诗的特质入手，阐明了“诗的要素，决不在有韵无韵”，“情绪和想象才是最重要的”。而《新诗可以不押韵吗》一文中提到的季羡林、张恨水、毛志诚等人的论调，实属沉渣泛起了。其作者还把是否押韵作为新诗的评价标准，这才是对新诗知识的无知呢。在我看来，新诗写作压根儿就不存在“可不可以押韵”或“应不应当押韵”的问题，押不押韵只是写作者“乐不乐意”或“需不需要”的问题。退一步讲，只有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从易于记颂易于消费的角度考虑，讨论“押不押韵”这一问题才会有一点点学理意义。否则，关于押韵问题的争论多半只会停留在一个“非诗”的层面上。

４、被誉为我国“诗坛泰斗”的艾青，其诗歌成就有目共睹。艾青的诗作有自己独

特的品格，情感丰沛赤诚，思想幽远深邃，想象大气磅礴，色彩绚丽繁复。说艾青“有句无诗，有情无诗”，这是偏论。诸如《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芦笛》等，篇篇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事实上，艾青在新诗创作上有着广泛的探索，诗歌“散文化”即是艾青在形式创新方面所作出的自觉的尝试，也是他对中国新诗的文体建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大堰河——我的保姆》恰恰体现了颇具内在韵律的诗的“散文美”。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拿是否押韵来评价艾青诗歌的价值，因为艾青的诗美追求本来就不着眼于外在音乐性这一点上（艾青的诗观可参见其《诗论》）。诚然，艾青诗歌肯定有着美学上的局限性，但如果硬要拿押韵问题以矮化其品质，我以为是弄错了部位。

５、新诗普遍地不被接受，或新诗大众化问题，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问题，从根本

上讲仍然与新诗是否押韵无关。在我看来，新诗的健康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文化状况的改善有关，就是说与时代语境有关，更与诗歌消费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诗教水平有

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趣味，新诗究竟会往何处去？这已不是本篇短文所能回答的了。

以上看法，愿意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