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５卷第５期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１．２５。Ｎｏ．５ ２ ０ １ １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０ｃｉａ１ Ｓｅｉｅｎｃｅｓ） Ｓｅｐ．２ ０ ｌ １ ．从忠文化的经营探寻汉代构建国家软实力的历史轨迹 王成，吴增礼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软实力”的概念是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其经营在中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汉唐盛世的形成 即是文化软实力导引国家走向强盛的成功典范。刘汉王朝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走了一条通过经营忠文化以提升国 家导向力、凝聚力、亲和力、吸引力的路径，从而启发我们，核心价值观确立的准确性、突破点的精选性、方法的得当 性、理论文化的创新性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忠文化；汉代；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ｗ１７６３（２０１１ｌＯ５一Ｏ１２９一Ｏ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ｉ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ＷＵ Ｚｅｎｇ—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１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 ｌｏ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ｕ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ｌｓ．Ｉｔ ｉｎｓｐｉｒｅｓ Ｕ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ｂｒｅａｋ ｐｏｉｎｔ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ｌａｙｓ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ｙａｌ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虽然“软实力”（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的概念直到２Ｏ世纪９Ｏ年 伦理观念，“忠”与“孝”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甚至尖锐冲突。 代才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创造出来，但这绝不是说在 就“孝”而言，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软实力”概念出现之前不存在对国家软实力的探索与构建。 也。”①一句话，善保己身是最基本的“孝”。“忠”则主张臣民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汉唐盛世的出现即是国家软硬实力兼修 们“尽忠极劳以致死”。⑦换言之，能够为君主的宏图大业尽 的硕果。本文仅以汉代忠文化经营为例，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忠效死，将自己的生死交付于“国家”是“天子”对臣民的“角 侧面探寻刘汉国家软实力构建的历史轨迹，进而为当代中国 色期待”。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为父母尽孝而保全生 文化软实力的迅速提升提供历史镜鉴。 命还是为君主献身而亡成为一个两难选择。“臣”与“民”两 种角色内部冲突激烈。刘汉之前，思想家们较多主张“孝在 一 以“孝”劝“忠”，提升国家导向力 忠先”，如：“齐宣王谓田过日：‘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与父孰 重？’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日：‘曷为士去亲而事 刘汉立国之前，“孝”以及脱胎于“孝”之母体的“忠”已经 君？’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 有了极长发展史，作为后世演变为具有同样重要政治地位的 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１６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和谐社会管理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开发需求及对策研究”（ＩＦＷ０９１５１）暨山东大学通识教育核 心课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化解读”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王成（１９６９一），男，河北临西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①《孝经・开宗明义章》。 ②《国语・晋语一》。 １３Ｏ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Ｏｌ１年 君，以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应之。”①齐宣王之“忿”代表了 广大君主的共同心声，遗憾的是齐宣王之后数百年间理论界 未能有效为他们解决“忠”与“孝”的冲突问题，从而使家与国 是臣民的不二选择。“事君，若土之敬天也。”“是故圣人之行 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③因此，本质相通的“忠 孝”只是 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思 想家们为臣、子在国、家活动中设计的标准流程。但是，无论 对于政治家还是思想家，直接引导教育臣民树立“忠”观念绝 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受“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 君”④启发，通过推崇“孝”间接弘扬“忠”成了统治阶级灌输 关系处理上时时出现背离，国家的政治导向受到极大挑战。 刘邦立汉后对“孝在忠先”同样“忿然”，为了强化臣民对 “忠于君事”的普遍认同度，他杀掉恩人丁公，赦免仇家季布。 这一做法看似不通情理，但在政治上完全符合新兴王朝的价 值导向。由于政治攻守形势的变换，什么是“忠”，什么是“不 忠君价值观的必然选择。这样一种策略的选择不仅符合“明 王”要求，而且借“孝”扬“忠”还能解决天子之“忠”的尴尬。 劝“孝”扬“忠”，“孝治天下”成了汉代国家思想、文化价值导 向的标志性符号，而且这一工具的使用无疑具有强大的感召 力和亲和力，从而使“忠孝并举”成为汉代政治理论界一大特 色，借助“以孝劝忠”的路径，刘汉时期忠君孝亲观念大行其 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⑤蔚然成风，“忠”与“孝”的融合 忠”的价值标准也必然随之变换。在“民无定主”时，刘邦逐 鹿天下应该“罔罗豪杰，招亡纳叛”，“及贵为天子”之时，必须 为天下臣民明确界定“忠”的内涵，确立“忠”的准则，使“忠” 获得确定不移的规定性，让臣子知道为人臣的政治道德标 准，树立符合新兴国家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丁公行私恩于 刘邦，显然违背了做臣子的道德原则。如果刘邦置之不问， 甚至予以升迁，必然在大臣中产生消极影响，破坏新兴王朝 的统治基础，使那些忠君观念不强的人受到感染，甚至起而 效仿，对君主行不忠之举。这样的人一旦多起来，势必破坏 互孕使刘汉王朝的政治导向得以完成。 国家的正确政治导向 所以，为了启迪国人忠于新王朝的思 维，刘邦及时抓住丁公这个反面典型大做文章是十分必要 二专一为忠，提升国家凝聚力 的。丁公不过是刘邦政治导向需要的牺牲品罢了。借丁公 一西汉前期，新兴统治阶级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使国 颗人头，刘汉最高统治者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昭然若揭。 值得关注的是，刘邦之举的软肋在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手 家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迅速提升。但“无为”无益于提升国家 “导向力”、“吸引力”、“效仿力”、“凝聚力”，儒家“大一统”思 段缺乏创新，依然走的是专制主义者惯用“硬实力”的老路。 强秦速亡证明，仅仅依靠国家暴力工具根本无益于国家软实 力提升，尤其是臣民的“忠”观念绝非威逼利诱就能树立的。 自刘汉前期向上追溯，虽然“忠”“孝”一体，“忠”重于“孝”的 提法绵远悠长，但实践中“忠”一直未能超越“孝”成为臣民们 想恰是补其“短板”的有效工具。就忠文化而言，董仲舒把 “忠”的专一性提高到了哲学层次来认识，在思想上论证了 “忠君”的合理性，从而将刘汉臣民的思想汇聚到忠君上来， 为提升国家凝聚力做出了独特贡献。 董仲舒指出，上古圣王教民以爱、以忠，所以“天为之下 的最高行为准则，从而使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之间的博弈始 终处于胶着状态，甚至很多情况下家族利益略占上风，导致 国家利益每每受损。历史把一个重大而又迫切需要攻关的 课题摆在了服务于王权的刘汉思想文化界人士面前：厘清 “忠”“孝”关系，确立“忠”先“孝”后的政治导向，从而增强刘 汉王朝的软实力，强化国家利益的实现。只有实现这一目 标，才能把普天之下的臣民从囿于家族利益的狭隘思考中 甘露”⑥，国泰民安少不得“忠”。何谓“忠”？董仲舒以“天人 感应”方式做了神秘化解释，在把“忠”归结于“地之义”的同 时，指出：“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为此，董仲舒 做了反复的、不厌其烦的论证。董仲舒强调，“天”对自然、社 会具有主宰作用。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正是“天”意的体现． 通过观察阴阳五行之变，人们就可以了解天意，阴、阳所代表 “解放”出来，自觉参与刘汉王朝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为国 家硬实力的实现提供价值观念的支撑。在完成该课题过程 的是天意的不同内容，具有“恩”“刑”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 此外，董仲舒还将阴阳之变与人问世事联系起来，为刘汉政 权的等级制度做论证：“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 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⑦“君臣、父子、夫妇之 中“勤学不辍，智广利多”②的经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忠”“孝”关系理论构架而言，董仲舒的贡献最为突 出。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说将“忠”、“孝”均归之于“土德”， 认为“忠”“孝”原本就是同根生，就如家国一体那样紧密相 关。差别只在于“国”是扩大了的“家”，“家”是浓缩了的 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 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 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 “国”。在无数家庭构成的国家群体中，君权至高无上，忠君 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⑧这样一来，社会中的高低贵 ①《韩诗外传》卷七。 ② 王成，倪熙：《易传智勇思想在和谐中日关系中的价值》，《周易研究》，２００９年第五期ａ ③④⑤⑥⑦③《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孝经・广扬名章》。 《后汉书・韦彪传》 《春秋繁露・王道》 《春秋繁露・王道通》。 《春秋繁露・基义》。 第５期 王 成，吴增礼：从忠文化的经营探寻汉代构建国家软实力的历史轨迹 １３１ 贱、上下尊卑、等级差别，不过是“天”意的表现罢了。“天”意 不过是刘汉政权最高利益的代名词。 但是，要增强“忠君”文化的价值感召力，提升其普遍认 同度，进而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董仲舒还不能止步于此，必 须对“忠”的专一性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事实上当时国家“大 一统”的政治实践已经实际地向臣民们提出了“尽忠”以“一” 的价值需求。于是，“一中谓‘忠’，二中谓‘患”’的理论应运 而生，董仲舒指出：“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 患”，“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①如此一来，董仲舒就把“忠” 锤炼成为“从一而终”式的“忠”，“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 夫，其事君皆若是。”②可见董仲舒所倡导的这种“忠”对国家 权力中心（君主）的关怀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在董氏的 哲学词典里，“忠”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臣民对君主、 对国家之“忠”是确定的、绝对的、不讲任何条件的。正是因 为董仲舒专一为“忠”的理论之于国家凝聚力提升的特殊价 值，所以一经提出立即得到西汉王朝执政集团的高度重视和 积极倡导。以此为契机，刘汉王朝一种以对君“忠”为己任的 价值理念在统治阶级和思想理论界大力倡导和推行下迅速 形成。 三 爱民为忠，提升国家亲和力 代秦而起的大汉，甫一立国即开始了对强秦二世而亡以 及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其中，贾谊“爱民为忠”思想在提升 刘汉王朝软实力方面的价值尤其值得关注。 对于强秦速亡，贾谊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国家过分推崇武 力，完全忽视对民众仁爱之心的施与，甚至大肆残虐人民，毫 无亲和力可言，从而丧失了国家统治的民心基础。秦政权失 去国人的普遍认同，使一统初期的国家凝聚力迅速转变为离 心力，并最终导致国之覆亡。因此，作为新王朝的统治者应 当注意以秦为鉴，采取新的策略。而贾谊所谓“新策略”，其 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爱民”提升国家亲和力：“忠君子者， 无以易爱民也”，“君子不得民，则不能称矣”⑦的思想，第一 次把“忠”、“爱民”、“忠君”联系到一起，实为孔孟“忠”思想的 新发展，而且，综观“忠”文化在古代社会的整个演变历程，再 未有出于其右者。 为了说明“爱民”为“忠”的深刻道理，贾谊援据卫懿公好 鹤丧国的历史故事，启迪当权者，在远有丧国卫君，近有二世 亡秦的已覆前车面前，争取民心、爱惜民众，让百姓感受到新 兴国家政治制度带给他们的温暖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都要重要，所以，统治者必须形成爱民新思维。围绕“爱民” 这样一种被暴秦揉碎的治国价值理念，在《大政》篇中，贾谊 将民为国本、民为君本、民为吏本的道理展现得纤悉无遗，告 诉人们：国家安危、君主存废、官吏贵贱无不取决于民；国家、 ①《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②《春秋繁露・竹林》。 ③《新书・大政下》。 ④《新书・大政上》。 君主、官吏的命运无不决定于民。所以，民众是国家之本、之 命、之功、之力！民是国家、君主、官吏的依靠。所以，“民不 可不畏也”。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贾谊指出：无论是君主还是 官吏都不能自毁根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如果 君主、官吏欺民、侮民，甚至虐民，民虽畏之，但民亦敌之，这 样，君民、官民就变成了一种敌对关系，如此，国将如何安？ 君将如何威？官将如何贵？而且，自古以来“与民为敌者，民 必胜之。”④所以，贾谊认为，与民为敌就是“不仁”，亦即“不 忠”。对民“不忠”的直接后果是伤及“民本”，更严重的会最 终导致国家覆亡。基于这种认识，贾谊特别强调“保民”为 “忠”文化的第一要务，主张君王、诸侯应当善于选贤与能，任 人唯贤，行仁政，善保民。作为君王、诸侯，民就是根本。失 掉了民也就无所谓什么君王、诸侯了。所以，君王、诸侯“爱 民”是明智之举，“爱民”本身所体现的正是君王、诸侯的本职 责任和义务。而轻民，甚至仇民，则“实为身殃”，是败国、亡 身之举，实须“戒之哉，戒之哉！”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的发 生，贾谊要求君应当“忠”“明”并举。“忠”就是奉君道、施仁 义、爱百姓；“明”就是举贤臣、用忠臣。君王只有善于任用贤 臣、忠臣，其爱民、保民的宗旨才能切实得到贯彻落实。臣贤 且忠，就能做到不仅深明爱民之道，而且能够做到奖罚分明， 帮助百姓扬善去恶，引导其积极向善，并使其过上幸福、富 裕、安康的生活，这才是尽到了臣子的责任，否则，为官一任 令百姓穷苦不堪就是犯罪。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臣子要奉 行一个字——“忠”。而能不能遴选出这样的臣子就取决于 君王了，“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另外，贾谊还提出一个颇 具创新意义的思想——只有爱民才是真正的忠君，指出治国 的大道在于对上要忠于其主，对下要热爱其民。只有有“道 义”才称得上是“忠”，没有“道义”是无法进入“忠”之境界的。 爱其民离不开“忠信”，没有“忠信”是无法传达其“爱”的。即 要“忠信行于民”才是“爱民”。这样，贾谊就将“忠君”与“爱 民”统一于“治国之道”的大旗之下，“爱民”与“忠君”获得了 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无疑是理论上的 重大创新，并且通过“爱民为忠”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传播， 新兴王朝对民众的感召力、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得以迅速 提升。 四 忠无不报，提升国家吸引力 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思想家的推波助澜，“忠”在刘汉 时期成了社会各界人士普遍接受的一种价值理念。这种现 象尤其在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表现特别突出。甚至成为一 种社会风气和时尚。而且，由于这种流行得到了官方的支 持，所以就带有切合时宜的标记，从而促使人们更加热情地 去追随和奉行，导致了国人（包括君主在内）更加忠实地去履 １３２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Ｏ１１年 行“忠”文化的各项要求，一种以“忠”为己任的无形影响力迅 速形成。汉武帝本人就借助孔子的话表达自己对忠信之士 的渴求：“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①对于“忠”者，必定着力 提拔，“以忠得进”②现象比比皆是，“忠无不报”③渐成风气。 卜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④。在树立颇具亲和力的正面典型， 培养人们以下仰上、毕恭毕敬的“忠”模式的同时，让人们诚 惶诚恐地“忠”也是很必要的。所以，对于“不忠”的惩治一直 所言那样“忠”另当别论，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忠”是最值 得赞赏的品质之一。这种磁场效应在汉镜铭文上也得到充 分体现。比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吴王伍子胥画像镜”，其 铭文即为“忠臣伍子胥”；浙江绍兴出土的两面汉镜同样有 “忠臣伍子胥”的铭文 在日常生活用品上铭刻“忠臣伍子 胥”字样，显然是一种历史和道德教育形式，也说明“忠”在人 们心理、精神等方面的吸引力之强超出我们的想象。 经过苦心经营，刘汉时期的“忠”已经完全平民化了。这 一与对“忠”的褒奖如影随形。比如，汉武帝明令百官举报朝廷 中“不忠”的官员，对于行“不忠”之举的臣子必定治罪。“不 忠死亡之罪”⑤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政治导向之 点从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画像石刻记录“忠孝李善”的故 事即可看出⑩。李善的故事对今人而言并没有太多新意，而 下，践履“忠”要求成为汉王朝王公大臣们的一种群体性“运 动”。遍翻汉代历史，“忠”典型可谓不胜枚举，其“忠”行为之 且这类故事在话本小说中可说习见习闻，同时，故事中的封 建迷信成分也不少，但自东汉起李善就成为宣传的典范，就 足以证明其行为的影响力之大和作用范围之广。而且，在传 播媒介很不发达的时代，树立榜样注意其具体性、形象性、精 感人亦是各有千秋。身陷匈奴１９年而矢志不渝的苏武，闻 听汉武帝驾崩“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归汉后被昭帝 “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 选性和简单易学性是务必考虑的因素，只有这样的典型才易 区”⑥、被班固称颂为“尽忠”已达极致的“忠臣”⑦。东汉赵苞 的事迹则因包含“忠”、“孝”两大价值观念的冲突并以“忠”的 最后胜利而在刘汉忠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⑧。由 于“忠”地位的迅速上升，以“忠”封号的情形越来越多，其目 的可说一目了然：强化人们的“忠君”意识，吸引臣民们尽忠。 于传播，易于人们理解、学习、仿效，才能引导人们自觉去接 受教育。所以，选择李善大加宣扬并付之于刻石的形式，绝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种做法完全可以证明“忠”是当时备 受推崇的品德，而且在国家社会各个层面上极具吸引力。 以上，本文仅从忠文化经营一个侧面探讨了刘汉王朝提 升国家软实力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经过政治、理论、文化 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汉王朝的国家导向力、凝聚力、亲和 力、影响力、吸引力远超其前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即便考察 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也仅有盛唐可与之媲美。从而启发我 另外，“忠”文化的这种磁场效应在汉代碑文、镜、竹简、 简牍为我们提供的信息中都有所表现。比如，自武帝时代起 “忠”字大量出现于人名之中⑨。“忠”字在人名中的高频出 现，说明“忠”文化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具有普遍影响力的社会 思潮。同时，为逝者歌功颂德也开始大量用“忠”⑩。汉代碑 文频频用“忠”，说明“忠”在广大的人群中具有了普遍价值观 们，核心价值观确立的准确性、突破点的精选性、方法的得当 性、理论文化的创新性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的地位。“忠”除了继续保持政治道德规范的宣传、颂扬、评 价顺从的意义，亦开始成为一种道德品质，或者说是德性或 品德，乃至表现为一种精神或道德风格。墓主是否确如碑文 地位。所以，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实 践中，强调以史为鉴还是非常必要的。 《汉书・武帝纪》。 《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史记・平准书》。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汉书・李广苏建传》。 班固称赞苏武为：“苏武信节．不诎王命”。（《汉书・叙传下》） 《后汉书・独行列传》。 王成：《中国古代忠文化研究７７，天马出版有限公司，第１６５～１７ｏ页，２００４年版。 王成：《中国古代忠文化研究》，天马出版有限公司，第１７０￣１７５页，２００４年版。 《后汉书・独行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