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
此文，马克思写于1877年11月左右。1877年10月彼得堡《祖国纪事》杂志刊载了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这篇文章包含对《资本论》的错误解释，这促使马克思写这封信，但此信没有寄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朋友的遗稿中发现了这封信。
这封信涉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村社的前途以及唯物史观等问题。有关这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与的民粹派进行过争论。
1861年改革以后，开始了从半封建的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是一个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和力量迅速增长的时期。马克思认为俄国正面临着伟大的社会，这个将成为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马克思同政治、文化界许多人士来往密切，如洛帕廷、拉甫罗夫、丹尼尔逊、柯瓦列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马克思为了能够对经济的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通过的朋友们获得了大量的俄文书籍、杂志和文件，并依靠这些珍贵的材料对俄国的土地关系、地租、农业生产以及整个经济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他了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洞悉的内外事务。
当时者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学说相去甚远。这些人虽然读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但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把农民当作共产主义理想的体现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他们代表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因而被称为民粹派。他们认为的社会发展应当不同于西方国家而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经过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大大接近于社会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此外，他们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
1877年在报刊上出现反对《资本论》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自由派的机关刊物《欧洲通报》第九期上刊载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尤利·茹科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这篇文章对《资本论》进行了攻击，把马克思说成是私有制的捍卫者。这引起了《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者之一、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
1877年l0月，一家文学政治杂志《祖国纪事》刊载了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作者以马克思的拥护者的姿态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并称赞《资本论》表现了马克思“罕见的逻辑力和学识渊博”。但是他又警告说，正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某种严谨的、完整的、因而是有诱惑力的东西”，不能对它“敞开大门”，米海洛夫斯基在文章中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点是否适用于”这个问题。他还硬说，马克思认为俄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消灭农村公社，进到资本主义。
米海洛夫斯基宣称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因而《资本论》不适用于。他根本否认俄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坚持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只要经过农民村社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即起草了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
马克思在信中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作了答复，批判了那种把《资本论》的思想教条化的做法，并就能否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澄清了是非。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文献，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4年以后，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农村公社的观点。1882年，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为《党宣言》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对农村命运的思考作了公开的表述。
二、内容讲解
这封信涉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村社的前途以及唯物史观等问题。 本文共两部分，6个自然段，可分为4层意思。
1．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观点的曲解（第1段-2段）；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补遗里面的一个附注里，马克思曾指责文学家赫尔岑，因为他不是从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普鲁士顾问所写的书里去考察的公社，并以此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只有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米海洛夫斯基是根据此来歪曲他的观点的。马克思指出，他并没有反对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观点。同时指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
伟大的文学家、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先主张，不应当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而应当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通过改造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跋里(1872年写)十分尊重地称他是“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仅仅根据马克思对赫尔岑的指责就武断地说他反对赫尔岑的观点，那么他也应该根据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而断定马克思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但米海洛夫斯基没有这样做，这就说明他是故意曲解马克思的思想。
2．马克思明确提出他对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第3段）；
为了不让自己的思想继续受到歪曲，马克思指出了他根据许多资料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如果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很清楚，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经济发展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1861年已经开始走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现实的；另一条就是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即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1882年在《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假如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
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主义发展的起点。必须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设想，同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不发展大工业，单纯依靠农民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同。马克思认为，要使的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不仅需要西欧无产阶级胜利的配合，而且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须的正常条件。
3．《资本论》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途径（第4段）；
马克思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即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如何分离，如何成为雇佣劳动者，同时生产资料的新的占有者如何变成资本家等一系列历史运动。在这段历史中，凡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壮大，凡是促使广大群众同他们的小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变为无产者的一切运动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切变化发展的基础是剥夺农民，是使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
马克思简括地指出了生产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过程已经社会化了。这种制度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萌芽。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它必将被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所取代。这种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自然规律一样在起作用。这一论断是整个《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这就是说，写作《资本论》时是以西欧的这一运动为主要依据的。马克思在1881年给家查苏利奇的信中对这一点说得更明确，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4．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叙述公式化（第5段-6段）。 米海洛夫斯基却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要求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欧的道路。马克思指出，这是把不属于他的思想强加给他，这是歪曲他的思想。所以他诙谐地说。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认为他认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民族甚至可以跨越某些历史阶段。
马克思指出，要很好地理解种种历史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个过程都分别加以研究，要充分考虑到每一过程所处的历史环境，当时当地的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的状况，力求真实地全面地考察这一过程，然后再对各个过程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其原因，从而才能比较容易地找到解释历史的钥匙。这就是马克思所坚持的方法。
三、重点提示
1．关于民粹派提出的是否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首先要求民粹派全面地研究和科学地剖析有关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材料，切
合实际地看待国内正在发生的经济和社会过程。而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在信中说，经过许多年的研究，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止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很清楚，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经济发展有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1861年已经开始走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现实的；另一条就是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即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1882年在《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假如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主义发展的起点。必须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设想，同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不发展大工业，单纯依靠农民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同。马克思认为，要使的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不仅需要西欧无产阶级胜利的配合，而且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须的正常条件。
2．马克思建议俄国的者不要进行简单的类比，不要把外国的历史经验机械地搬用到本国来
马克思以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为例，说明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他强调指出，只有对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钥匙，如果只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就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
四、问题思考
1．简述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2．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何启示？ 3．学习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有何理论和实践意义？ 4．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五、原著文本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342页。）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9页至第342页。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编辑先生：
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一段针对一个“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而是在普鲁士的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主义，并且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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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对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评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二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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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
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当前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批注}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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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实际上是它的最大的短处。——批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于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在某种相应的历史情况下，某些民族是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这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曾寄信给马克思，请他谈谈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她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马克思在农村公社问题上作过多年研究，花费了大量心血，但在回答问题时，态度极其严谨，对各种情况和可能性都进行了仔细地推敲，先后三易其稿，才写成这封回信。回信本身很简短，不过千字左右，但是草稿却写满了20印张的纸。这封回信连同三份草稿提出以下主要观点： 首先，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那一章所描述的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运动，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转变为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显地只限于西欧各国。这就是说，并不是一切民族不管它们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的；有的国家和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经过其他途径向前发展。 接着，马克思具体分析了农村公社的状况及其可能发展的前途。他指出，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村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公社都必须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村公社具有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1）所有较
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农村公社是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2）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曾是早先各种形式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在农村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3）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在农村公社中，虽然土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土地，并把产品留归己有。这些特征构成农村公社内在的两重性，一方面，公有制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天生的两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农村公社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它是一个巨大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农民所习惯的劳动组合，又特别便于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合作劳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的出发点。这就是说，公社有可能直接过渡到人类社会发展必将趋向的高级形式的公有制，即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公社内部也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成从那里向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更重要的是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等动产积累的基础，是私人占有的泉源。威胁公社生命的还有国家的财政搜括，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以上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马克思强调，要挽救公社，就必须有。他说，如果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变为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一年以后，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表述。他们提出，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问题的答复是这样：“假如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主义发展的新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 页）
但是，能够挽救农村公社的革命并没有在公社彻底解体以前到来，在西方地平线上，也看不到爆发无产阶级的征兆。的历史发展依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期望虽然没有实现，可是，正如他在信中指出的：“威胁着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页）后来一系列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以历史实践证明：西欧在农民破产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不适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条件的民族和国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道路。
到了1877年11月，马克思在一封给彼得堡《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对社会发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关于这封著名的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量曲解。其实，马克思在此信中的叙述虽然比较隐晦，但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第一，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误解，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决不能把这一方法变成先验地判定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一般的历史哲
学理论”；第二，如果人们想弄清未来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去地研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而不是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概述套用过来；第三，简略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意见。在这里，马克思讲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为了能够对当代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⑤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俄国此时还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它固然已经开始朝资本主义方向迈步，但毕竟还走得不远，还存在通过某种努力使它转向另一个方向的可能性。这里虽然语焉不详，却可以隐隐看出马克思希望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心情。然则需要有怎样的力量和条件才能使避免资本主义方向呢？信中却略而不谈。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进一步谈论问题就势必引出的结论，而这对《祖国纪事》来说很可能意味着危险。⑥ 188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敏·卡·哥尔布诺娃的复信中，就她关于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报道谈了如下意见：这种瓦解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但由于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将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所以有可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这里显然是重复了他在1875年时的意见，即对在利用农村公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寄予希望。恩格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⑦
就思想实质而言，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与恩格斯的这封信完全一致，但恩格斯的信现今很少有人再提起（原因之一，恐怕是人们感到它不便利于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马克思的复信和草稿却是赫赫有名。这封复信十分简略，但前三个草稿（共四个草稿，第四稿大致与定稿同）的内容相当丰富，包含有对农村公社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各种影响因素的大量细致分析。综合起来，其核心思想可归结如下。农村公社是由于闭塞落后而遗留下来的古代社会形态的遗迹，它的内部结构中既包含公有制的因素，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农村公社这种“固有的二重性”使它具有向公有制或私有制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至于它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则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设若是孤立的，那它的公社就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灭亡。但问题在于俄国所处的现代环境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西欧的强烈影响，而西欧的社会发展又是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必然方向，这便使农村公社获得了某种有利条件，不必重新经历西欧由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演化的漫长道路，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成为直接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迈进的便利基础。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可能性，要想使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就必须尽快进行，以便及时打破国家及其引进的资本主义对公社的种种破坏和瓦解。马克思写道：“如果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⑧ 初看起来，上述论述颇近似于民粹派思想，因此后来一发表就被作为民粹派后裔的社会党人欣喜地抓住大加利用；⑨到了今天，它们又被不少论者们拿来作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证据。但请不要忘记，1881年的这封信和草稿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问题论述的全部，他们此后在这一问题上还写了大量文献，如今却往往被人们出于实用目的而弃置不顾了。马克思恩格斯为1882年《党宣言》俄文版所写的序言就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在这个不长的序言中，关于农村公社命运的正面论述只有一句话：“假如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主义发展的起点。”不要小看这短短一句话，它被马克思恩格斯称做“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⑩它的重要之点在于，恰好着重指出了为恩格斯1875年所提出，而恩格斯在1880年、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出于某种考虑均未明言的那一原则：西方的无产阶级。正因其固有的重要性，笔者所见到的不少国外有关论著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
都引用了这段话。国内情况却不是这样。近十五年来在我们的许多论者那里，对这段话起初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后来实在避不开时便轻描淡写，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对此大概只能作一个解释：这段话使这些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上大做文章的论者们颇感为难，被迫采取迂回策略。
模块一：研究概况
马克思晚年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几经周转，战后被保存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在阿姆斯特丹作了几年研究之后，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题，发表了其中的四个笔记，不久又整理出版了第五个。该书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多种译本接连出版，在国际范围内旋即掀起了一股“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早在20年代，梁赞诺夫就把这些笔记的复制件带到苏联，并陆续发表了其中的两个，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此时面对这个热点，苏联理论界迅速跟进，出版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这个国际学界的前沿性研究也很快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收录了马克思晚年的四个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和和拉伯克笔记），菲尔也随后在1987年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4集上发表。1996年，编译局将马克思的这几个笔记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书名汇集出版。马克思晚年笔记中文版的发表，直接推动了学界对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1881年初，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通信。文章介绍了查苏列奇给马克思来信的内容，分析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中的几个重要观点。最后结合复信的三份草稿，分折了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问题的“思维的足迹”，并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的通信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通信中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又包含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无产阶级的和策略；同时，在这些通信中又完善和发展着马克思
主义理论。 1881年初，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就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通信。在这次通信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实事求是运用革命理论和审视理论原则的典范。
江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 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否承认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基本路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思想的大问题。
认真学习和研究一百多年前的这次通信，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具有深刻的启迪
和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这次通信进行扼要的剖析。 一、来信
1881年2月16日，女作家维·伊·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社”的同志们，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
当时者内部正在就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进行着激烈地争论。双方都在使用《资本论》中若干论点作为自己的论据，甚至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为了辨明怎样作才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查苏利奇就给马克思写了这封信，并要求马克思谈谈他对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写道：“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指土地及农村公社问题)在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 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辨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在信中继续写道:“因此，你会明白。公民，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控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注1 这封信，实际是请马克思站出来作裁判。为争论的双方，为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作裁判；具体地讲，查苏利奇要求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即是否如某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所说的那样：“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使它注定要灭亡。”另—„个问题是，农村公社如果能够存在下去的话，是否也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注2）这两个问题是当时进程中活生生的现实。面对这个现实，在如何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者产生了分歧。查苏利奇直接给马克思写信。既合情合理、又十分机智。 二、复信
面对尖锐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没有沉默，更没有回避。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回信了。为了便于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理清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思路，现将复信的原文（注3）抄录如下 :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 。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篇文 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它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革主又和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她。在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么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 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仔细阅读这封回信，我们可以明了如下几点：
1．对于农村公社问题马克思并不陌生。信中写道：“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由此看来。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有所思考，有所准备。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看，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确实进行了专门研究，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因为在《选集》遗稿部分，收录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三份复信草稿，约1．5万字。在这些草稿里留给我们“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的农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注4）更重要的是这些草稿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一问题思考的足迹。 2．马克思不赞成公开发表他的复信。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发表的简短的答复。”事实上这封信没有发表。在马克思逝世后40年，俄共才第一次把这封信收录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而把复信的三个草稿作为遗稿，于1924年正式发表。 马克思为什么不同意公开发表呢?可能是出于谨慎，可能是因为问题太重大了，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都不足以说得清楚。也可能出于谦逊，不至由于自己的复信而中止了者的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争论， 或许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能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总之，马克思不同意公开发表，仅仅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3．《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换句话说，《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分析结果与俄国农村公社无关。要弄清农村公社的命运，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认真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科多的、准确的结论。在这里，我们感到了学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何等的重要，尤其是在进程中，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4．那末，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农村公社的命运呢?马克思在信中写道：“这种农村公社是社会新生的支点。”这一结论不是从理论原则得出的，而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得出的。马克思在信中继续写道：“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很明显，马克思关于“新生支点”的结论是建筑在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之上的。如果丧失了这些前提，结论将不复存在。因此，也可以说，在这里马克思是怀着希望与好奇，给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实践课题。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阅读了复信草稿后，会有更深的理解。 三、思维的足迹 复信的三份草稿，让我们了解了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过程。研究和学习这些宝贵的资料，联系列宁战后推行的新经济、联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与教训、联系影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改革的一系列实医和理论，仍然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引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会有积极的作用。 1．西欧各国的运动与农村公社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考察农村公社时，马克思首先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正是由于这些本质的差异，导致了《资本论》有关部分的分桥不能简单地套用在横国公社上。马克 思指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起源时，我说过，它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并且说过，“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它一切国家都正经历着同样的运动。”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什么呢?请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可怕的剥夺，----这就是资本的来源和起源……以个人的劳动为
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 “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那末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怎样才可以应用到农民身上去呢?”（注5） 2．农民公社的公有制是俄国特殊国情的产物，并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产物。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写道：“在，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农村公社能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 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注6） 恩格斯在《者文献·五·论的社会问题》一节中写道：„的农民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作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其实,土地 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爪哇，都可以看见。早在1608，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化所有
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金；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明显的遗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地被取消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招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它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物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注7） 另外，农民在使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方面，已经采用了集体行动方式，并且他们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就大大便利了他们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土地的天然地势，有利于进行大规摸使用机器的
联合耕种。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农民公社在存在至今。 3．农民公社是社会新生的支点，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如果具备了相应的客观条件，在实践上也是可旋的，马克思说：“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就要问他们14为了采用矾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因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侯,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育条件下,其次，细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它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注8） 在复信草稿的第三稿，马克思写道：“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占统治地方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用机器而逐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注9） 同较古的农村公社相比，公社“所属的类型已经摆脱了这种狭窄的联系(指血统亲属关系)这使它有了较广阔的发展余地。”
4．尽管如此，根据经济上的事实，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公社所属的古代类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每个农民则和西方的小农一样，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得危险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财政压力之下，还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仑的经济上的优越性日益丧失。”“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环境的一切影响，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象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在农业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大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有关的许多其它情况。(如果我要对此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是起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作用的因素，并且就在公社内部产生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森林、牧场、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注10） “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威胁着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
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注11）
“要挽救公社，就必须有。” 5．“由此可见，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作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境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而这个会给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它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引自《马恩选集》第二卷《者文献》第625一626页) 四、值得注意的问题
1．在以上引述中，我特别引用了几段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目的在于说明两位导师的分析方法与认识是一致的。恩格斯的文章要早几年，我想，马克思在写复信时或许看到了这些文字。 2．公社的公有制是原始公社公有制在俄国的残余。这种公有制并不是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恰恰相反，是落后的，不发达的生产力的反映。 3．关于卡夫丁峡谷问题。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两次提到卡夫丁峡谷问题。但是，不应忽视马克思是在双重假设的前提之下谈这个问题的，即：一重假设是公社继续存在的前提，另一重假设是必须爆发无产阶级革 命。在这两重假设的前提下，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这里，马克思所讲的后半句话是至关重要的，不可不提，不可不研究，笔者甚至以为马克思的后半句话也是“可以不通过”的一个先决条件。
注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637页。 ②同①。 ②同①，第268—269页。 ④同①。 ⑥同①，第43O一431页。 ⑥同⑥，第431页。
⑦见《马思选集》第二卷《者文献》。 ⑧同⑧。 ⑨同①，第451页。着重号是引者所加。 ⑩以上同①，第431—435页。 同①，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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