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是古人遗留给后人最真实的古籍珍宝。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大理，现存碑刻较多，这些碑刻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由于大理山高谷深，旱潦多发，极大的影响、制约着大理古代农业发展，故历朝历代政府和民间都把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由此大量水利碑刻应运而生。水利碑刻是大理碑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碑刻内容涉及水利分配、水利纠纷、水利合约以及对捍潦治患的歌颂，对修堤筑、疏浚水洞、别开子河等水利建设方法的记录、表彰。这些碑刻文献对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水利史、农业史、民族史、文学史、法律史、社会史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在大理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碑刻资料因其“同时性”[1]而显得尤为珍贵。
大理水利碑刻文献多散存于大理地方志书和碑文集中，有的还散存于乡村田野，没有得到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对这一现状，于2015年我申报了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大理古代水利碑文辑释”，获准立项。通过近两年的文献查阅和田野查访，目前共收集整理水利碑刻77通。现对这些碑刻进行分类整理研究。
一、大理水利碑刻的藏存状况 （一）藏存数量及分布
大理州下辖12个县市，目前收集到水利碑刻77通。其中，
大理市19通，祥云县17通，弥渡县12通，洱源县11通，鹤庆县10通，巍山县5通，宾川县3通，漾濞县、永平县、云龙县、剑川县和南涧县暂时没有收到。 （二）立碑时间
大理州境内遗存的水利碑刻，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是唐代、其次是明代，最晚的是民国时期，而数量最多的则是清代。 1.唐代遗存的水利碑刻1通，即大理市太和村的《南?t德化碑》（766）。
2.明代遗存的水利碑刻有14通。其中，大理市4通：《洪武宣德年?g大理府?l?P裹十八溪共三十五民分定水例碑》（1426～1435）、《水利碑记》（1553）、《大理?l後千?羲?申明旧制水利永遵守事碑》（1555）、《建立?w州?|?x湖塘?l口?》（1555）。弥渡县3通：《永定水利碑?》（1489）、《惠渠记》（1590年）、《巧邑水利碑》（1590）。洱源县3通：《通济泉记》（明）、《重修河堤记》（明）、《姜公?患记》（明）。鹤庆县2通：《新开黑龙潭记》（1508）、《南供河记》（明）。巍山县1通：《均平水利碑?》（1602年）。祥云县1通：《游蜂坝碑记》（1455）。
3.清代遗存的水利碑刻总共有55通。详细情况如下： 3.1祥云14通：《奉上疏通水道碑记》（1725）、《水目山普?t寺水利?V?A判决碑》（1725）、《许长水利碑记》（1726）、《雍正五年立?南?h水例碑》（I727）、《?南?h水例章程碑》（1743）、《莲花塘水利碑记》（1743）、《三海疏海碑记》（1754）、《□□洋溪海
水例碑?》（1757）、《上赤白族道光年间水利碑》（1821）、《水利碑?》（1865）、《东山彝族乡思多摩?村龙潭水利碑记》（1892）、《上赤新成堰记碑》（1894）、《妙姑彝族万古常昭碑记》（1898）、《?南?h水例碑》（1904）。
3.2大理市13通：《海东金湫龙潭禁约碑》（1696）、《?奉?澜?截挖黑箐水源碑?》（1737）、《湖塘碑?》（1741年）、《立合同碑记》（1781）、《名庄蕨涧两村水例碑记》（1781）、《太和龙尾甸新开水利记》（1782）、《河尾铺推登村火甲水利碑记》（1823）、《大沟水硐告示碑》（1830）、《庆洞庄观音寺南沟洋溪涧水记》（1847）、《崇邑村“以垂永久”碑》（1884）、《小城村杨家塘碑》（1906）、《永卓水松牧养利序》（1906）、《东晋湖记》（清）。 3.3鹤庆县8通：《重开水峒记》（1717）、《松桂水道碑记》（1763）、《西龙潭开闸口水利碑》（1764）、《开挖海菜沟碑记》（1790）、《鹤阳开河碑记》（1892）、《羊龙潭水利碑序》（1901）、《南新河记》（清）、《疏浚水洞碑》（清）。
3.4洱源县8通：《捐修溃堤碑记》（1815）、《黄公浚筑河防碑记》（清）、《罗时江记》（清）、《募修三江口河道引》（清）、《芭蕉龙潭序》（清）、《新开东川子河筑青石涧堤工记》（清）、《三江渠纪始》（清）、《河工案由碑记》（清）。
3.5弥渡县7通：《水利碑?》（1735）、《小西?f栗?淝f矣者蓬水利碑?》（1735）、《重立北?馅逅?利碑?》（1737）、《永泉海塘碑记》（1790）、《佐力?残蕹嗨?江末段碑?》（1814）、《修弥渡通
川河记》（1897）、《重修毗雄江云津桥幕引》（清）。 3.6宾川县3通：《本州批允水例碑?》 （1692）、《来凤溪新开沟告白》（1847年）、《?e川?h水例碑?》（1905年）。 3.7巍山县2通：《蒙化水利碑》（1713）、《季?f水碑记》（1900）。
4.民国遗存水利碑刻最少，有7通。其中，大理市1通：《修筑莲花塘碑记》（1932年）。弥渡县2通：《五十三村公田水利碑序》（1921）和《重修天渡桥碑记》（1925）。巍山县2通：《南?f?s?W堂水碑?》（1918）和《下南?f?H水碑》（1920）。祥云县2通：《禾甸镇明镜灯村青水堰塘润泽海碑记》（1912）和《高牧水利碑》（1914）。
二、大理水利碑刻的分类及特点
元、明、清，大理统属中央王朝，发展农田水利成为历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要务，大量水利工程快速发展，各种水利碑刻应运而生，大量出现。
（一）从民族特点看，有汉族水利碑刻；白族水利碑刻；彝族水利碑刻。大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随着封建中央王朝对地方统治的不断加强，各少数民族不断接受中原汉文化熏陶，各少数民族村落出现的水利碑刻就是民族融合、兼收并蓄的产物。现存大理市喜洲镇庆洞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立的《庆洞庄观音寺南沟洋溪涧水记》[2]，是这个白族村落数百年来所遵守的水例规章。上赤白族村是能完整考证出21代人的，定居禾甸
比较早的白族村落之一，该村发现的《上赤白族道光年间水利碑》[3]162，立于道光元年（1821），是祥云地区发现较早的白族水利碑刻。居住于山区的彝族所立的水利碑刻中，体现出他们对生态的认识，水、水利和森林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如立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东山彝族乡思多摩?村龙潭水利碑记》[3]172和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永卓水松牧养利序》[4]都充分体现了本地区彝族先民的水利思想和生态观。 （二）从内容看，大理水利碑刻可以分为三类：水利记事碑；水利告示碑和水利官司碑。目前大理州境内发现的77通水利碑刻中，有36通水利记事碑；25通水利告示碑和16通水利官司碑。 1.水利记事碑
水利记事碑，从内容上看，记录水利合同的订立；水源地历史沿革、发展建设；地方重要水利事件；水利功德。从功能上来说，首先具有记录功能，再有就是通过水利记事碑歌功颂德。通过水利记事碑，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水源、水利情况，还可以从侧面了解、印证一个地区的社会、民生、经济、民风、民俗。如?普?十五年，即唐代宗大?言?年（766）所立的《南诏德化碑》[5]，。碑?d：“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沱，下隰树同林之业。”可见，南诏时期，修堤筑?⒎乐股浇Я魉?四处漫淌，从而高原变成了种植的良田；还疏通修筑山岭中的蓄水塘，引水到低洼处灌溉，开辟菜园和种植林果。?是目前大理州境?人最早d水利建设的碑刻。该碑是大理名碑，是南诏史研
究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同时的也是大理地区水利史研究的珍贵史料。立于嘉庆二十年的《捐修溃堤碑记》[6]碑文言简意赅的记录了嘉庆二十年乙亥秋，七月朔九日，下山口公堤冲溃，各宪按临轸念民瘼，大施善政，捐廉抚恤，士民、官吏同心，修筑溃堤。本通水利记事碑，不仅仅记录修筑溃堤这件事，更是对当时官员无私奉献，一心为民，体恤民间疾苦的赞扬。碑文最后是对水利捐资功德的记录。本通碑文是研究洱源历史、特别是水利治理历史的重要史料。 2.水利告示碑
水利告示碑是古代水利规章制度的载体。通过碑刻，水利规章制度得以展示于广大民众面前，让大众永远遵守。水利告示碑，体制上或长或短；内容上或详或略，但内容是具体的，具有可实施性；特点是具有前瞻性，具有警示作用，目的是免争斗、均平水利；实质上，由于其规范一定地域民众社会生产、生活，所以具有实际意义上的法律效力。如现存渡?h寅街?巧邑村甯古寺文昌殿后?_，立于?w?f?咽鞍颇辏?1590）的《巧邑水利碑》，本通水利告示碑。起于该地区连年的水利怨恨纷争。碑文概述纠纷的前因后果及巧邑地区的水利情况。终于立碑告示、规范该地区民众的水利使用制度，昭告众人：保护泉、以此为规，永为遵守。现存禾甸镇明镜灯村土主庙大殿南面墙壁上，立于民国元年（1912）的《禾甸镇明镜灯村青水堰塘润泽海碑记》[7]，此碑是清末云南县正堂逢仙对祥云禾甸黄联，明镜灯两村订立合同，
请示勒石，以垂永久而兴水利事情缘由的批复。碑文记录了堰塘的历史沿革、及两村约股出资修筑，使两村人同得灌溉。碑文具体细致的规定了出资办法、修理维护制度、分水制度及违反规定的惩罚制度。这是两村合议的乡规民约。定规章，让后世无争夺之患，告示村民遵依执行。勒石立碑，一是对堰塘修成的纪念；二是定立水利规章制度。 3.水利官司碑
水利官司碑，顾名思义就是对水利纠纷、诉讼的判决、裁定。特征：有诉讼双方当事人；具有实际法律效力。水利官司碑是封建官府展示其判决威严、裁定威严的渠道。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水利官司碑所书立展示的内容相当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法律终审判决书。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立的《西龙潭开闸口水利碑》[8]?是一通典型的水利官司判决碑，起于鹤庆府士民李瑜等与生员王政等控争西龙潭水利一案。西龙潭开闸口，南北闸口纷争不断，由历任官府勘明，决断，几经周折，最终于1764年，判定设南北二闸，各有新旧四闸口。“并令勒石潭傍，以垂永久，取具碑摹，通送备查”。最后的判决裁定通过勒石立碑的形式来告示：南北闸衿民全体遵照。此通碑文由此具有实际意义上的法律效力。现存巍山?h?R街?l古城村寺内，立于?f?讶?拾年（1602）的《均平水利碑?》[9]889-890，本通水利官司碑起于魏老、彦和告争紊?y。官府亲自踏勘，并各村军民议?停?定论照旧为十昼夜均平分放。碑文的勒立是将官府的最终判决展示于民，公之于
众。告示南?f十三村官舍军民，遵守水利用水制度，不得违反。本通碑文是南?f十三村官舍?民，水利用水的依据，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水规。“如有似前紊?y?f?者，?梨劢飧?，定行重治不恕。”碑文不仅有纪念意义，更具有实际上的判决、裁定意义。 （三）从立碑形式来看，有官立、民立、官民同立（僧民同立）和官批民立。36通水利记事碑中：官立30通；民立6通。25通水利告示碑中：官立10通；民立11通；官批民立3通；官民同立1通。16通水利官司碑中：官立9通；官民同立6通；官批民立1通。可以看出，没有民立的水利官司碑，这正说明了水利官司碑的威严性、严肃性，它代表的是封建官府的意志，具有绝对的权威。水利记事碑和水利告示碑中民立的相对多些，这是基层民众，自我意识的展现；更是基层民众，共同生活准则、共同信念、共同生活理想的外化；是基于一定地域内民众共同利益，民间自治的体现。
每一时代的碑刻，有每一时代的烙印；每一地域的碑刻承载着每一地域的特点。就大理水利碑刻而言，无论是哪种、哪类水利碑刻，碑文所记录、叙写的内容都是古代大理地区的水源历史、水利建设历史、所反映的都是古代大理地区的民族发展史、社会进步史。这就注定了大理古代水利碑刻丰富的内容和民族性的特点。现存的大理水利碑刻，就其原始的勒立地点来看：禾甸明镜灯村土主庙大殿；挖色大成村文昌宫；高牧小牧舍村祖祠；庙街月波庵；竖立于思多摩?水沟边古树下；嵌于松桂街北门楼之东
墙……，这些地点，不是神圣的宗教祭祀场所，就是大众的公共活动场所，这就注定了大理古代水利碑刻的公开性、公示性和权威性。
三、大理水利碑刻的研究现状
益州太守的碑刻是最早被收入金石文献的大理碑刻。元、明以来的地理志书在古迹、冢墓及山川诸目中，也略有记载，或于艺文中收录水利碑刻文字。明嘉靖年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录有《云南碑目》。清代，随着金石学的不断发展，大理地区涌现出一批地方志书：《康熙蒙化府志》、《康熙鹤庆府志》、《康熙大理府志》、《康熙云南县志》、《雍正宾川州志》、《道光赵州志》等等，这一大批志书记载保存了地方史料，其中的山川、古迹、艺文中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水利碑刻资料。 20世纪40年代以来，方国瑜先生、周钟岳先生、方树梅先生、何秉智先生为云南金石文献的收录、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石钟健先生到大理、喜洲、邓川等地进行以碑刻为主的田野调查，写了《喜洲访碑记》、《滇西考古报告》等专著，为我们发现、保留、考释了大量元明碑刻资料[10]。上世纪 80-90 年代，大理州州博物馆、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及各县市文物部门对大理碑刻进行过调查，1991年著作《白族社会历史调查》收录碑刻较多，其中涉及大理州各县市不少水利碑刻；1994年，杨世钰主编的《大理丛书?金石篇》，收录了东汉至民国年间大理地区历史文化的金、石、砖、瓦、木刻拓片，总计1000多件，并附有原物的图
片、录文和简短的介绍说明。其中涉及水利碑刻31通。 大理金石学的崛起，使大理古代碑刻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多领域、多学科介入研究。何磊撰《大理州明清以来的水利碑》，云南文史丛刊，1991年第4期。朱安女撰《白族古代金石文献的地域文化特点》，大理大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杜武撰《大理历代碑刻之书法价值探微》，大理文化，2009年第1期等。
以上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纵观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大理古代水利碑刻文献是散存于各种文献和田野中的。水利碑文辑录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所收碑文标点、注释歧义和错漏多；近20年来考古新发现碑文较多，亟待辑录研究。本课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至民国时期的大理古代水利碑文进行全面搜集和科学系统的整理研究，拟编撰《大理古代水利碑文辑释》。如本次课题组通过田野调查、实地走访，获得文献未载碑刻5通：《河尾铺推登村火甲水利碑记》（1823年）《崇邑村“以垂永久”、碑》（1884年）、《巧邑水利碑》（1590年）、《小西?f栗?淝f矣者蓬水利碑?》（1735）、《五十三村公田水利碑序》（1921年）。这些实物碑刻的发现，不仅可以丰富大理水利碑刻资料，还可以补正史料之不足。
四、大理水利碑刻研究的价值意义
大理水利碑刻分散藏存，不利于保护和开发利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非常必要。其研究?r值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大理水利史研究
唐宋以来，随着大理社会发展，农田水利快速发展，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兴起，水利碑刻大量涌现。通过对大理水利碑刻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可以为大理水利史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资料，以补正史研究资料之不足。如唐代宗大?言?年（766）所立的《南诏德化碑》，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南诏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最早的文献信息。道光十八年（1838）浪穹知县樊肇新所写的《三江渠纪始》[11]，本通碑文是洱源地区的水患治理史。碑文按照时间顺序，详细的记载了从明万历戊戌年间，王承钦知县开始，一直到清朝道光四年共226年间，14任浪穹知县对三江口水患进行治理的历史事迹。通过本通碑文，我们对洱源地区的水利历史就能有个总体的了解、把握。这无疑是当地水利历史的重要史料。
（二）有利于大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发展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而水利则是农业的命脉。大理历史、文化植根于农业，其实质是农耕文化、村舍文化。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理，其水利问题与古代大理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信仰、文化、民风、民俗、民生、教育等等相互交织的现象十分突出。这种现象，在各时期的水利碑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如此次课题组调研中新发现的《五十三村公田水利碑序》（1921年）》，这通大型水利碑刻，由四块
碑组成。庞杂而又细致的一一规范划定水利规章制度，面面俱到。是研究该地区历史及水利建设沿革发展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此组碑文把水利制度和宗教信仰紧紧结合在一起，将世俗的水权和宗教神权结合起来，水权和神权将八十多个村的民众紧紧凝结成一个团体。此组碑刻的发现，?ρ芯克?利碑刻的社会作用、渡水利史具有重要史料?r值。而且是民国初年基层社会民间自治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当代水利建设也有重要参考意义。总之，通过大理水利碑刻研究，不仅可以为大理水利研究提供资料，同时，大理地区的封建社会发展史、农业史、经济史、法律史展示于我们眼前，为大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三）有利于大理水利碑刻文化遗产保护
总体看来，大理水利碑刻较多，内容丰富，分布较广，保护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调查研究，可以弄清大理水利碑刻的分布、类型、数量、特点及状况，无疑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能为各界学者们的研究提供系统翔实的资料。 （四）有利于美学探究
大理古代水利碑刻，也不乏美学意义。许多碑刻，是古代地方官吏、儒者所撰、所书，其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可圈可点。如：“三进士碑”----《新开黑龙潭记》[9]583-584，语言严谨、行文流畅，颇具文采，虽是文言，但读起来朗朗上口，回环反复之
美。虽然，历经风雨的剥蚀，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其端秀的楷书，遒劲的笔力。举人石?子韩宸所写《建立赵州东晋湖塘闸口记》[9]715-717，运用大量的对白与反问句，形象的论述，推出观点。严密的逻辑，诙谐幽默的语言，旁征博引，博古论今。洋洋洒洒，收放自如的语言文字运用。不能不说美。字迹工整、娟秀、饱含笔锋的楷书，笔力透石，斑斑驳驳，是一份历经沧桑美的存在。
（五）现实意义
在古为今用、兼收并蓄促发展的今天，为了白州的和谐发展，为了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收集整理大理水利碑刻，为了解、研究大理古代水利历史，促进民族地区农业水利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各民族和谐、发展地方经济、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大理水利碑刻还会不断发现，以上研究仅就目前所收集到的碑文而论，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家指正。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